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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形状建模在古人类骨盆重建中的创新应用:一项基于化石骨盆的案例研究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9月24日 来源:Metho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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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性地将统计形状建模(SSM)技术引入古人类骨盆重建领域,通过构建包含现代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多物种参考样本模型,成功预测了南方古猿、尼安德特人等5种古人类化石缺失的耻骨形态。研究证实基于多样化样本的SSM模型(SSM2/SSM3)预测精度显著优于单一人类模型(SSM1),为破碎化石的形态重建提供了量化新范式,对理解人类骨盆功能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古人类骨盆化石为研究 locomotion(运动方式)、childbirth(分娩)、thermoregulation(体温调节)等生态适应提供了关键证据。然而化石保存过程中脆弱的耻骨区域极易缺失,导致骨盆环的完整形态难以复原。现有较完整的化石标本屈指可数,包括埃塞俄比亚320万年前的阿法南方古猿“露西”(A.L. 288-1)、南非210-260万年前的非洲南方古猿(Sts 14)以及以色列6万年前的 Kebara 2 尼安德特人。而耻骨的缺失尤其影响对骨盆生物力学功能(如力传导、步幅长度)和产科容量(obstetric capacity)的理解,因为耻骨联合(pubic symphysis)作为纤维软骨关节,在分娩时具有可动性,且为髋内收肌和腹肌等关键肌肉提供附着点。
传统重建方法依赖蜡质模型铸造(如Kebara 2和KNM-WT 15000直立人骨盆)或虚拟成像技术(如Tabun C1尼安德特人)。但这些方法通常需要耻骨部分保存为前提。统计形状建模(Statistical Shape Modelling, SSM)通过分析多物种三维表面数据的形态协变关系,为预测缺失结构提供了新思路。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外科手术规划(如骨骼重建)和生物人类学领域(如考古牙齿修复、法医面部重建),但在古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尚属首次。
研究基于290例右侧髋骨三维模型构建SSM,包括100例智人(Homo sapiens)、100例黑猩猩(90例Pan troglodytes,10例P. paniscus)和90例大猩猩(57例Gorilla gorilla,33例G. beringei)。样本选择依据系统发育亲缘关系,排除悬吊运动特化的猩猩和长臂猿,以及四足运动的猕猴科物种。
建立三种SSM模型:
SSM1:仅现代人
SSM2:现代人+黑猩猩(与人类亲缘最近的现生猿类)
SSM3:现代人+黑猩猩+大猩猩(亲缘较远)
通过22个标志点和197个曲线/表面半标志点建立网格拓扑同源性。采用高斯过程模型(Gaussian Process Model, GPM)进行跨物种网格配准,使用R语言的Morpho、Rvcg等包完成统计分析。通过留一法交叉验证确定保留前10个主成分(PCs)时预测误差最低。
配准流程包括:1) 基于标志点的刚性对齐;2) 约束半标志点保证同源性;3) 迭代最近点算法(ICP)搜索最近拓扑点;4) 高斯平滑位移场计算;5) 投影回SSM空间避免形状失真;6) 加权平均优化形状;7) 网格扭曲惩罚约束。
以保存较好的髂骨和坐骨标志点作为预测因子,耻骨区域作为预测目标。通过普罗克鲁斯特分析(Procrustes Analysis)计算加权平均形状,基于形态相似性更新均值形状。预测精度通过1000个滑动对应点的平均距离误差量化。
选取5件代表性古人类髋骨化石进行验证:
Ohalo 2(更新世晚期人类,缺1cm耻骨支)
Kebara 2(尼安德特人,坐耻支严重破碎)
MH2(南方古猿sediba,缺坐骨体和前髂缘)
Sts 14(非洲南方古猿,缺坐骨结节和前髂棘)
A.L. 288-1(阿法南方古猿,耻骨支断裂)
将SSM预测结果与已有重建模型对比,同时比较薄板样条(TPS)插值法的预测效果。
SSM预测精度高度依赖预测区域与目标形态的协变强度。主成分数量选择需平衡特异性与泛化能力——过多PCs引入个体噪声,过少则导致形状过于泛化。化石物种参考样本的缺失使得模型验证只能依赖现有重建结果,而非真实形态。
PCA显示各SSM生成的“元物种”形态变异不仅覆盖现生样本范围,更扩展到其外部(图3)。SSM3产生的16个随机样本形状呈现出现生猿类未见的中介形态(图4)。
SSM2总体预测误差最低(表2)。化石预测误差在包含多物种的模型中更接近现生样本1个标准差范围内(图5)。形状空间PCA显示SSM2和SSM3对化石的预测更接近原始形态(图6)。
Ohalo 2:SSM2最佳预测耻骨方向(误差3.08mm)
Kebara 2:所有模型预测误差较高(SSM3相对最佳,误差7.8mm),未能预测耻骨前倾
MH2:SSM2预测略优(误差5.98mm),但未能预测耻骨长度
Sts 14:SSM2最准确(误差3.56mm)
A.L. 288-1:SSM3最佳(误差4.47mm)
三维叠加显示Ohalo 2、Sts 14和A.L. 288-1预测形状与原始化石高度吻合,而Kebara 2和MH2偏差较大(图7)。
样本量测试显示个体数从20增至50时误差显著降低,但从50增至100时改善有限甚至误差反弹。与TPS方法相比,SSM(尤其SSM3)在控制最大误差方面更具优势,显示其在高误差场景下的鲁棒性。
本研究首次将SSM系统应用于古人类化石重建。多物种SSM(SSM2/SSM3)预测精度普遍优于单一人类模型,表明纳入现生猿类形态变异能提升化石预测能力。该方法为研究形态整合(morphological integration)和进化约束提供了新框架。
尽管整体上多物种模型表现更优,但具体最佳模型因化石而异:两个人属(Homo)化石中,更新世人类Ohalo 2由SSM2(含黑猩猩)预测最佳,而非预期的人类模型;尼安德特人Kebara 2则由SSM3(含大猩猩)预测最佳,其耻骨前倾形态更接近南方古猿。南方古猿样本中,SSM1误差最大,SSM2对MH2和Sts 14预测更好,SSM3对A.L. 288-1最佳。这些结果表明古人类耻骨形态可能保留了大量祖先特征。
预测器标志点质量至关重要——Kebara 2和MH2的高误差可能源于其重建本身的不完整性。未来需增加化石参考样本、优化标志点协议,并开展保存状况的系统模拟测试。SSM在捕捉跨物种形态协变模式方面的成功,为探索进化约束和解剖模块性(modularity)提供了新工具。
SSM为古人类骨盆重建提供了量化、可验证的新方法。多物种模型显著提升预测精度,但最佳物种组合仍需进一步研究。该方法对破碎化石的形态功能分析和进化诠释具有重要价值,未来应扩大参考样本并加强模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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