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本地鱼类入侵驱动机制解析：物种来源与水体类型的差异化影响

本研究针对非本地鱼类入侵驱动机制的起源（外来种vs.移殖种）与水体类型（流水vs.静水）差异问题，由研究人员基于云南202个子流域的鱼类分布数据开展分析。结果表明：生物因子（67–83%）解释力显著高于非生物因子（17–33%），其中本地物种丰富度是最强驱动因子；人类干扰普遍促进入侵，而流域面积与流量变异性呈负效应。该研究为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非本地鱼类入侵正严重威胁全球淡水生物多样性，但其驱动机制在物种来源（外来种alien vs. 移殖种translocated）与水体类型（流水系统lotic vs. 静水系统lentic）间的差异尚不明确。研究人员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云南的202个子流域中，分析了生物因子（本地鱼类群落）与非生物因子（环境及人为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生物因子对非本地鱼类出现格局的解释力（67–83%）显著高于非生物因子（17–33%）。在物种来源层面，本地物种丰富度（native species richness）是移殖种与外来种入侵的最强生物驱动因子，且对前者的正向效应更强；平均系统发育距离（mean phylogenetic distance）和最近功能距离（nearest functional distance）通常是外来物种的第二强负向驱动因子（静水系统除外），而移殖种则主要受最近系统发育距离（nearest phylogenetic distance）影响。就水体类型而言，本地物种丰富度对流水系统贡献更大，而平均系统发育距离对外来种在静水系统中的影响更强。非生物因子整体效应较弱，但其在静水系统中的解释力高于流水系统，具体表现为子流域面积（sub-basin area）和流量变异性（discharge variability）与入侵呈负相关。人类干扰（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s）对所有来源及水体类型的入侵均呈正向关联。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非本地鱼类入侵的间接效应广泛存在但强度较弱。该研究强调需根据物种来源与水体类型差异化制定靶向防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