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全国性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健康与地理因素对局部晚期角化细胞癌（KC）风险的影响

本研究针对局部晚期角化细胞癌（KC）的风险因素展开全国性人群队列分析，揭示了男性、高龄、低教育水平与收入、独居、合并症及非首都地区居住与≥T2肿瘤风险显著相关。研究成果对早期识别高危人群、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为制定针对性公共卫生策略提供关键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角化细胞癌（Keratinocyte Carcinoma, KC）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其中最常见的两种亚型——基底细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 BCC）和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虽通常生长缓慢且死亡率较低，但部分患者会发展为局部晚期病变，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需要通过大范围手术来治疗。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在多种癌症的健康结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癌症的分期。然而，关于教育、收入、同居状况等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KC肿瘤T分类（T category）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此外，合并症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功能或患者就医行为，间接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诊断时机。尽管丹麦实行全民税收资助的医疗体系，理论上消除了经济障碍，但地区间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仍可能导致诊疗差异。基于这些背景，Anne Sofie Krogh Holdam等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基于注册数据的队列研究，旨在系统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可支配收入、同居状况、合并症及居住地区与KC肿瘤分期的关联，其成果发表于《Cancer Epidemiology》。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利用丹麦多个全国性注册数据库的前瞻性数据，选取2007年至2021年间首次诊断为BCC或SCC、年龄≥20岁且T分类已知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调整性别、年龄、诊断年份、解剖部位、教育、收入、同居状况、合并症、辅助生活及居住地区等因素，分析各变量与≥T2（局部晚期）肿瘤风险的关联。关键临床变量来自丹麦癌症登记处，涵盖肿瘤形态学、T分类和解剖位置；社会经济变量（教育、收入、同居状况）来自丹麦统计局相关登记处；合并症数据通过Charlson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量化，地理变量基于居住地区信息。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8完成，以比值比（Odds Ratio, OR）和95%置信区间（95% CI）呈现结果。

研究结果方面，共纳入166,467例BCC患者和36,609例SCC患者。男性性别和较高年龄与较高的≥T2肿瘤风险显著相关，调整后BCC的OR为1.50（95% CI: 1.43–1.59），SCC为1.45（95% CI: 1.33–1.57）；80岁以上年龄组风险尤为突出。社会经济因素中，较短教育年限、较低收入及独居状况均显著增加局部晚期风险，例如，低收入组BCC的OR达1.52（95% CI: 1.38–1.67）。合并症与辅助生活方面，CCI评分≥3及接受辅助生活照顾的患者风险更高，BCC辅助生活的调整OR为1.82（95% CI: 1.56–2.15）。地理因素显示，非首都地区居住与BCC的≥T2风险升高相关，其中北部地区风险最高（OR=2.29）；SCC风险在西兰、中部和北部地区显著高于首都地区。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社会弱势群体（如低教育、低收入、独居）、高合并症负担及非首都地区居民面临较高的局部晚期KC风险。这一发现提示，需针对男性、老年及社会弱势群体开展早期症状识别的健康教育活动，并优化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尽管丹麦医疗系统免费，社会经济差异仍通过健康素养、就医行为等途径影响诊疗及时性，凸显了多维度公共卫生干预的必要性。研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验证了这些关联，为KC的精准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未来研究探索地区间差异的具体机制（如专科医院分布）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