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曲霉毒素B1诱导EBV感染与非感染伯基特淋巴瘤细胞中组蛋白修饰的微妙协同调控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24日 来源: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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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环境致癌物黄曲霉毒素B1(AFB1)与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V)共同暴露下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空白,通过时间分辨质谱分析技术揭示了AFB1暴露诱导组蛋白翻译后修饰(hPTMs)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发现AFB1通过上调H3K27me3水平抵消EBV感染导致的表观遗传改变,并发现H4 N端乙酰化模式的关键调控作用。该研究为理解环境-病毒互作在淋巴瘤发生中的表观遗传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对开发针对EBV相关肿瘤的表观遗传治疗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在肿瘤研究领域,环境致癌物与病毒感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endemic Burkitt lymphoma(地方性伯基特淋巴瘤)作为儿童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发展与两种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一种是广泛存在于食物中的霉菌毒素——黄曲霉毒素B1(Aflatoxin B1, AFB1),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I类致癌物;另一种是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pstein-Barr virus, EBV),一种能够感染B淋巴细胞并导致细胞恶性转化的致癌病毒。

尽管AFB1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特别是其与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协同致癌作用,但人们对AFB1与EBV在淋巴瘤发生中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少。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因素都能够引起表观遗传改变——即不改变DNA序列但能调控基因表达的化学修饰,其中组蛋白翻译后修饰(histone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hPTMs)作为表观遗传调控的重要层面,在肿瘤发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AFB1和EBV如何共同影响B淋巴细胞的组蛋白修饰景观,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为了解决这一科学问题,由Thanos M. Michailidis和Laura Corveleyn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环境健康领域权威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上。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策略,结合非靶向质谱分析和时间序列实验设计,深入探究了AFB1暴露和EBV感染对伯基特淋巴瘤细胞表观遗传景观的联合影响。

研究团队运用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建立了EBV感染和非感染的伯基特淋巴瘤细胞系(Louckes细胞)模型,这些细胞系来源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生物样本库;采用基于MTS测定的细胞毒性试验确定了AFB1的最佳暴露浓度(50μM);通过直接酸提取法获得组蛋白和酸提取组蛋白质组;利用一维SDS-PAGE进行定量和标准化;通过丙酰化衍生和酶消化处理样本;最后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进行数据采集,并采用先进的msqrob2PTM工作流程进行数据分析,这种方法能够从肽段水平数据推断单个hPTMs的丰度。

研究结果揭示了多个重要发现:

在实验设计方面,研究人员建立了包括EBV阴性(EBV-)和EBV阳性(EBV+)Louckes细胞、AFB1处理组、DMSO溶剂对照组和丙戊酸(VPA)阳性对照组的实验体系,覆盖了0小时到72小时的时间序列,通过标准化组蛋白提取流程和随机化处理,确保了数据质量和高通量分析的可信度。

方法验证结果表明,主成分分析显示质量控制样本集中聚类,而VPA处理样本明显分离,证实了实验系统的稳定性。VPA处理后H3和H4乙酰化的显著增加与已知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作用机制一致,验证了实验方法的可靠性。

EBV感染对基线状态的影响分析发现,感染导致H3K27me3水平降低,同时伴随H3K27乙酰化和未修饰形式的增加。在酸提取组蛋白质组中,EBV感染细胞显示与免疫应答(NF-κB活性和MHC)、代谢解毒和核糖体组装相关的蛋白质表达改变,特别是前核糖体大亚基前体的显著富集。

AFB1暴露的时间效应分析显示,AFB1引起蛋白质表达的微妙变化,其中OBF1、RBM34、IGHM和EBP2蛋白在AFB1暴露后呈现下降趋势,而波形蛋白(VIME)表达增加。这些蛋白与B细胞功能、免疫球蛋白生产和核糖体生物发生密切相关。

组蛋白修饰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AFB1在所有细胞中诱导H3K27me3增加,特别是在EBV感染细胞中更为明显。时间序列分析揭示H4 N端乙酰化(H4K5ac、H4K8ac、H4K12ac、H4K16ac)在未感染细胞中被AFB1减弱,而在感染细胞中则形成更加协调的乙酰化调控网络。

组蛋白修饰协同性分析通过相关性网络分析发现,EBV感染改变了组蛋白修饰之间的协调关系。在感染细胞中,H3和H4 N端乙酰化形成更加紧密的调控枢纽,与未修饰和单甲基化的H3K27/K36呈现正相关,而与H3K4和H3K9的未修饰和单甲基化形式呈现负相关。这种修饰协同性的改变反映了EBV感染对染色质状态的重编程。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这项研究首次全面描述了AFB1暴露和EBV感染对伯基特淋巴瘤细胞组蛋白修饰景观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虽然AFB1引起的单个hPTMs定量变化在感染和非感染细胞间差异不大,但EBV感染显著改变了组蛋白修饰之间的协调关系,特别是在H3和H4乙酰化方面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调控网络。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临床价值:首先,研究揭示了环境致癌物和病毒感染之间复杂的表观遗传相互作用,为理解地方性伯基特淋巴瘤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其次,发现的H3K27me3动态变化和H4乙酰化模式为开发表观遗传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靶点;最后,研究建立的时间分辨质谱分析方法为未来研究环境暴露对表观遗传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平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EBV感染能够缓冲AFB1对某些蛋白(如OBF1)的下调作用,这表明病毒可能通过改变宿主细胞的表观遗传状态来应对环境压力。这种病毒-环境互作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可能不仅是伯基特淋巴瘤特有的,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病毒相关恶性肿瘤中。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DMSO溶剂对照本身引起的组蛋白乙酰化增加可能 confounding 结果解释,全基因组组蛋白提取可能稀释了特定基因座的显著变化,以及相关性分析难以直接验证机制等。这些局限性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包括采用 locus-specific 表观遗传分析技术、结合转录组学和功能验证实验等。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环境-病毒互作在肿瘤发生中表观遗传机制的理解,也为开发针对EBV相关肿瘤的表观遗传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随着表观遗传药物在临床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和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DNMTi)在淋巴瘤治疗中的探索,这项研究发现的组蛋白修饰动态变化和协同调控网络将为精准表观遗传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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