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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评估PD-L1与TILs联合作为生物标志物在免疫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意义:一项系统性综述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9月24日 来源:BJC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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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系统评估了PD-L1与TILs(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联合作为生物标志物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治疗中的预测价值。研究表明,相较于单一指标,二者联合可显著提升对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的预测准确性,为临床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病例的85%。对于无法手术的III/IV期NSCLC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成为关键治疗手段,可作为单药或与化疗联合使用。尽管ICIs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治疗反应却存在高度异质性。目前,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是预测ICI反应的临床标准生物标志物,但其局限性明显:高达40%的PD-L1高表达患者可能无响应,而约10%的PD-L1阴性患者仍可能获益。这种变异性促使研究者探索其他生物标志物,如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尤其是细胞毒性CD8+ T细胞,它们反映了肿瘤微环境(TME)的免疫状态,并在预测免疫治疗效果方面展现出潜力。
本综述严格遵循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声明,并在PROSPERO国际前瞻性系统评价注册平台注册。检索策略涵盖Ovid/Medline、Embase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关键词包括“肿瘤浸润淋巴细胞”、“非小细胞肺癌”等,无研究设计、时间或语言限制。额外检索了Google Scholar、会议论文及参考文献。两名评审独立筛选标题、摘要和全文,分歧通过共识或第三方仲裁解决。研究纳入标准包括:涉及NSCLC患者、评估CD8+ TILs和PD-L1表达、报告生存结局(如OS、PFS、ORR、DCB),且样本量≥20例。排除标准包括非NSCLC肿瘤、非原始研究、数据无法提取或质量无法评估的研究。研究质量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评估。

初始检索获得2384篇文献,去重后剩余1264篇,经筛选最终纳入13项研究(共2420例患者)。研究特征及关键结局见表1。质量评估显示,无研究存在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风险,7项(54%)为中等风险。
PD-L1表达在8项研究中的6项显示与较长PFS相关(HR: 0.67, 95% CI: 0.49–0.90),但与OS无显著相关性。TILs单独分析未显示对PFS或OS的显著预测价值(HR: 0.81, 95% CI: 0.54–1.20)。然而,PD-L1与TILs联合时,所有7项研究均一致显示对PFS的显著预测能力(HR: 0.39, 95% CI: 0.27–0.57),且OS也显著改善(HR: 0.42, 95% CI: 0.31–0.56)。

初步分析表明,PD-L1与TILs联合评估可提高ICI疗效及生存结局的预测准确性。PD-L1在识别PFS获益患者方面更有效,但对OS的区分能力有限;TILs单独使用无显著意义;而二者联合展现出最强的预测价值。其生物学基础在于PD-L1在肿瘤细胞和免疫抑制细胞上的表达可抑制效应T细胞功能,破坏癌症-免疫循环(由Chen和Mellman提出)中的T细胞活化与迁移过程。

研究间比较的主要挑战在于PD-L1和TILs评估方法缺乏标准化。PD-L1表达可位于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上,部分研究仅关注肿瘤细胞表达,而其他则包含两者。类似地,TILs评估(尤其是CD8+ T细胞)存在位置差异(肿瘤区域 vs. 基质区域)。大型研究表明,基质TILs浓度比肿瘤内TILs更能可靠预测ICI疗效。
基于PD-L1和TILs水平,Teng等人提出了肿瘤微环境的四分类系统,其中PD-L1阳性/TILs高密度亚组对ICI疗效的预测性最强。
伴有可操作基因组改变(AGAs)的肺癌患者对ICI反应较差,即使存在PD-L1表达。不同研究中AGA患者比例差异较大(13%~26%),可能对结果产生混杂影响,但PD-L1/TILs联合预测价值似乎未受显著削弱。此外,多数研究聚焦晚期NSCLC患者接受ICI单药治疗,但联合化疗(如Sun等人研究)或局部晚期疾病(如durvalumab巩固治疗)中,这两种生物标志物仍保持预测能力。
患者特异性因素(如健康状况、免疫状态)也需考虑。多变量分析显示,基质TIL密度是PFS和OS的最强独立预测因子,优于临床参数(如年龄、体能状态)和实验室指标(LDH、白蛋白)。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纳入研究数量较少,存在发表偏倚风险;PD-L1和TILs定义与评估方法不一致导致结果难以比较;免疫组化(IHC)中抗体克隆、平台、阈值及观察者间差异增加偏倚。由于异质性,未进行定量合成,结果通过森林图可视化。
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标准化评估方法。IHC因临床可行性仍为主要手段,但需提高观察者一致性。机器学习算法可减少人为变异,如Rakaee等人所示,但其训练数据仍基于病理学家评估,存在固有局限。此外,成像质谱流式(IMC)等技术能解析肿瘤微空间结构,但成本与操作复杂性当前限制其应用。功能分析如RNA与DNA测序可提供更客观的PD-L1表达与TIL亚群定量,以及T细胞受体多样性等免疫背景信息。
PD-L1表达与TILs密度联合使用在预测NSCLC免疫治疗结局方面优于任一单独生物标志物。然而,缺乏标准化评估与阈值定义仍是主要挑战。通过标准化IHC检测、结合机器学习、IMC和测序等先进技术,有望推动这些生物标志物在临床决策中的更精准应用。
已知内容:PD-L1是NSCLC免疫治疗的既定但不完美的生物标志物;TILs(尤其CD8+ T细胞)有潜力但未纳入常规临床实践;二者联合预测价值尚未明确。
本研究贡献:证实PD-L1与TILs联合可显著提高对PFS和OS的预测准确性。
影响:支持将PD-L1与TILs联合评估整合至临床工作流程,以优化患者分层;需推动生物标志物评估标准化与先进分析工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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