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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可持续绩效的奥秘:基于cIPMA的伦理行为、坚韧文化、双元治理与数字创新实证研究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9月24日 来源:Sustainable Futures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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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数字电信企业如何提升可持续绩效(SP)的关键问题,通过整合PLS-SEM、IPMA与NCA的cIPMA方法,探讨了伦理行为(EB)、坚韧文化(FC)、双元治理(AG)与数字创新(DI)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FC、AG和DI对SP具有关键驱动作用,其中FC的影响最为显著,而EB的直接作用未达显著水平。研究为电信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策略。
在当今充满颠覆性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组织如何实现可持续绩效(Sustainable Performance, SP)已成为关乎生存发展的核心议题。数字电信企业尤其面临技术迭代加速、监管政策变动、数字鸿沟扩大以及环境社会治理(ESG)要求提升的多重挑战。尽管现有研究强调创新和伦理的重要性,但关于伦理行为(Ethical Behaviour, EB)、组织坚韧文化(Fortitude Culture, FC)、双元治理(Ambidextrous Governance, AG)与数字创新(Digital Innovation, DI)如何协同影响SP的实证证据仍显不足。
为此,Astadi Pangarso等研究人员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数字电信公司Telkomsel展开实证研究,通过整合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重要性-绩效图谱分析(IPM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的联合分析方法(cIPMA),深入探索这些关键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团队基于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和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构建理论框架,提出17项研究假设,旨在揭示内在组织要素如何通过中介机制最终驱动SP的提升。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在线问卷收集Telkomsel公司430名员工的反馈数据,样本覆盖管理层至执行层的不同职级。关键测量工具包括:采用反向计分题项测量EB,评估员工对组织规范和政策的遵守程度;借鉴Smith等人的量表测量FC,考察组织应对突发挑战的价值观传承;通过正式契约与关系治理的平衡指标评估AG;使用产品差异性和先进性指标衡量DI;最后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维度综合评估SP。数据分析阶段使用SmartPLS 4.1软件进行测量模型验证、结构模型检验以及cIPMA整合分析,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研究团队基于RBV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理论模型,提出EB和FC作为组织内部关键资源,通过AG和DI的中介作用影响SP。具体假设包括:EB对AG的正向影响(H1)、FC对AG的正向影响(H2)、EB对DI的正向影响(H3)、FC对DI的正向影响(H4)、EB对SP的直接作用(H5a)和必要条件作用(H5b)、FC对SP的直接作用(H6a)和必要条件作用(H6b)、AG对DI的正向影响(H7)、AG对SP的直接作用(H8a)和必要条件作用(H8b)、DI对SP的直接作用(H9a)和必要条件作用(H9b),以及一系列中介效应假设(H10-H17)。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验证显示所有构念的复合信度(ρA)、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达到可接受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结构模型分析显示:FC对AG(β=0.62)和DI(β=0.32)均有显著正向影响,AG对DI(β=0.26)和SP(β=0.14)有显著影响,DI对SP(β=0.52)影响最为显著。然而EB对AG、DI和SP的直接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中介效应检验表明FC通过AG和DI的中介作用对SP产生间接影响,而EB的间接作用不显著。
IPMA分析显示DI和FC对SP的重要性最高(重要性系数分别为0.52和0.69),但DI的性能得分相对较低(70.35),表明需优先改进。NCA结果表明FC、AG和DI是达成SP的必要条件(效应量d>0.1),而EB的非必要性被确认。cIPMA整合分析进一步明确FC和DI处于"高重要性-中等性能"区域,需作为重点改进领域;AG属于"低重要性-高性能"区域,维持现状即可;EB因影响不显著未被纳入优先改进范围。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FC通过AG和DI的中介机制对SP产生影响的重要作用,验证了RBV和动态能力理论在解释组织可持续绩效方面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强调组织坚韧文化在应对动态环境挑战中的核心价值——其不仅促进内部稳定性,还通过增强外部合作关系的双元治理能力推动数字创新,最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EB对SP的直接影响未达显著水平,这与传统认知形成有趣对比。研究人员分析可能原因包括:EB的测量更侧重于内部员工行为而非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伦理规范的高度情境依赖性使其难以直接转化为绩效产出;或者需要领导力或组织文化等变量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建议探索EB发挥作用的情境边界和中介机制。
实践意义上,研究为电信企业提供了优先改进策略:首先培育坚韧组织文化,强化应对挑战的核心价值观;其次提升数字创新能力,开发难以模仿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保持双元治理优势,平衡正式契约与关系治理。这些措施将帮助企业在VUCA时代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于单一样本来源和便利抽样方法,未来研究可扩展至多行业多国别比较,并采用概率抽样提高代表性。同时,EB作用的未验证假设为后续研究留下丰富空间,建议探索伦理领导力、组织信任等变量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平衡样本的调节效应。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为数字时代组织可持续绩效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创新和实证证据,不仅推动了管理理论发展,也为企业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整合可持续治理和五螺旋模型等理论框架,探索更广泛 stakeholder 参与对可持续绩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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