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城市扩张过程中生态与经济益处的空间分异以支撑人类福祉的基本维度

本研究针对城市扩张过程中经济与生态效益空间失衡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整合“源-流-汇”理论与多尺度分析的研究框架。研究人员通过量化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系统服务(ESs)与经济利益(EBs)的空间分布，揭示了区域协同增长与局部权衡并存的空间格局，为可持续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对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扩张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这种扩张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显著退化，二者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不仅承载着经济发展的功能，更肩负着维护居民多维福祉的重要使命。传统研究多聚焦于区域层面的宏观变化，忽视了人类活动与福祉感受的高度本地化特征，致使精细尺度的空间分异规律难以被有效捕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员选择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的多尺度空间分析研究。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整合概念框架与操作方法的分析体系。在技术方法层面，研究采用了30米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遥感数据（2005-2020年），运用InVEST模型量化了碳储存(CS)、水源涵养(WY)、土壤保持(SDR)和氮输出(NDR)四项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基于"源-流-汇"理论，通过地理加权方法测算了就业机会、住房供给、货币收入和食物供应四项经济利益指标；采用分区统计和热点分析方法揭示了不同尺度下的空间格局变化。

研究结果从三个分析层面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城市扩张过程中的生态与经济效益空间分异规律：

区域层面结果显示，除水净化服务外，大多数生态与经济效益在2005-2020年间呈现总体增长趋势。这种协同增长主要得益于西部地区的生态恢复措施抵消了东部地区的环境退化，体现了区域尺度政策协调的积极效果。

区县层面分析则揭示了显著的东西部空间失衡。东部地区城市扩张带来了所有经济利益的提升，但导致碳储存和水净化服务的下降；西部地区尽管显示了生态恢复的积极态势，但在2010-2020年间经济供给能力出现大幅下降。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区域层面分析中被掩盖，突显了中观尺度分析的重要性。

网格层面结果进一步识别了特定位置的权衡关系与协同区域。经济利益增加而生态效益减少的权衡区域广泛分布于鄂尔多斯全境，尤其在东部地区高度集中；而生态效益增加但经济利益减少的区域则局限于西部小型集聚区。这种精细尺度的空间异质性为精准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研究讨论部分，作者深入分析了不同尺度下经济利益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差异成因。区域层面的协同增长主要得益于空间分区和差异化土地利用管理策略，而区县和网格层面则显现出明显的权衡关系，这种尺度效应凸显了多层级治理的必要性。研究特别指出，当前鄂尔多斯城市规划模式受空间经济理论影响，往往倡导集中增长和功能分区以最大化区域效率，但这种模式在提升经济集聚效应的同时，也通过缩小生态源地和分割生态廊道减少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

基于研究发现，作者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建议：东部地区应重点恢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和建设多功能社区，通过推广城市森林、屋顶花园和光伏系统等措施提升碳储存能力；西部地区作为中国国家生态屏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继续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种植原生植被进一步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利用高太阳辐射优势发展光伏治沙技术，实现生态恢复与清洁能源生产的双赢。研究强调，空间明确的监测对于指导产业布局、保护生态热点和维护生态廊道具有重要价值，而包含区政府、当地社区和行业代表的多利益相关方协同治理对于解决ES-EB动态的空间异质性和居民本地化福祉需求至关重要。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统一的空间显性框架，将经济和生态效益置于相同的"源-流-汇"逻辑中，提出了从微观形成到多层级治理的解释视角。方法论上，研究创新地将景观生态学的"源-流-汇"理论应用于经济利益的空间扩散模拟，发展了经济利益的空间量化方法。实践意义上，研究为鄂尔多斯及类似地区的可持续城市规划提供了多尺度决策支持，有助于推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同提升，最终实现人类多维福祉的持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