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协同减排:首席执行官们的绿色实践经验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Digital technology and synergistic emissions reduction: CEOs’ green experience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25日 来源: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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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减排与碳减排协同效应研究:数字技术驱动机制与CEO环境经验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实现污染和碳排放的同步减少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这些挑战愈发突出,而数字技术作为关键驱动力,其对企业的具体影响尚缺乏实证研究。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促进企业在污染减排(PER)和碳排放减少(CER)方面产生协同效应。通过整合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和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分阶段的双重差分法(DID),利用2010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减少。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每增加一个单位,污染减少约1.22%,碳排放减少约3.90%。这一正向效应在由具有环境经验的CEO领导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还强调了其在企业环境管理中的潜力,并鼓励其更广泛地应用于可持续发展。

研究背景显示,近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加剧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以中国为例,2020年其前100家上市公司合计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44.24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约45%。因此,企业必须实现“协同减排”,即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同步减少,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然而,许多企业在整合PER和CER方面面临困难,这主要源于技术和管理层面的限制。数字技术(DTs)的出现,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技术不仅减少了资源配置的低效,还增强了资源生产的协同效应,从而提高了能源共享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能源消耗。此外,数字技术帮助企业实时收集、识别、跟踪和整合制造过程中的污染和碳排放数据,使企业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和追踪其环境表现,促进PER与CER之间的协同效应。基于这些优势,数字技术提升了企业在污染控制与碳减排目标之间协调的能力。

从理论角度来看,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认为,企业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其开发资源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既环保又符合长期增长目标的资源。在这一框架下,数字技术被识别为一种战略资产,有助于缓解环境挑战并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因此,数字技术与NRBV的原则相契合,支持了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企业战略。高层梯队理论则指出,高管的环境背景会影响其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解释,进而显著影响企业决策。CEO的环境知识,通过环境教育和专业经验获得,能够提升企业对长期可持续性的理解,并加强其对生态责任实践的承诺。因此,具有绿色经验的CEO在推动环境战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监督温室气体减排和碳管理计划。同时,CEO的绿色专业知识也被视为NRBV强调的关键环境资源,显著影响企业的PER和CER。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了数字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包括中国国家层面的研究、省级层面的研究以及城市视角的研究。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技术对排放减少的积极影响,如欧盟国家、G20国家和E7经济体等。然而,当前研究对数字技术在企业层面的PER-CER协同效应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仍显不足。这一研究空白促使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是否能够利用数字技术的协同效应,如果是,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此外,研究还提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RQ2):CEO的绿色经验是否调节了数字技术对企业PER和CER协同效应的影响?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分析了2010年至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共计2962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分阶段DID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企业的PER和CER,且这一效应在具有绿色经验的CEO领导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些发现支持了H1和H2,确认了数字技术在企业环境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协同效应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两个主要路径促进PER和CER的协同:一是缓解融资约束(FCs),二是通过设立首席数字官(CDO)职位。数字技术的实施可以减轻企业的融资限制,同时促进CDO的任命,从而增强PER-CER的协同效应。此外,研究还分析了不同企业特征对数字技术影响的异质性。例如,非国有企业的数字技术协同效应最为显著,东部地区的公司以及非高污染企业(non-HPCs)也表现出更强的协同效应。这些异质性源于多种因素,包括企业所有权结构、行业类型和地理位置。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丰富了自然资源基础观,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层面如何产生正向的协同效应。通过实证验证数字技术作为战略资源在应对环境挑战中的作用,研究支持了NRBV对可持续资源开发的强调。此外,研究还为高层梯队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绿色领导力在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性。研究还进一步加深了对数字技术如何间接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理解,揭示了其多方面的作用,不仅通过直接的技术进步,还通过创造有利于可持续实践的组织条件。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企业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企业应加强数字技术的采用,以充分发挥其在PER和CER方面的协同效应。其次,企业应重视CEO的绿色管理经验,因为其在推动环境战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在任命CEO时应考虑其是否具备绿色管理背景,并通过提供专门的绿色培训项目来提升其管理数字转型和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此外,设立首席数字官(CDO)职位也被推荐为一种关键策略,因为CDO在促进数字技术与环境战略的结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研究指出,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的数字技术协同效应较弱,因此这些企业应积极探讨数字技术的环境效益,并制定符合其特定运营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定制化数字环境战略。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因此其结论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其次,研究主要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企业PER和CER协同效应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如CEO性别或领导结构。此外,研究仅识别了融资约束和CDO职位作为主要的中介机制,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可能的机制,如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或绿色技术创新。最后,研究关注了所有权、行业和地理异质性,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环境表现。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推动企业实现污染和碳排放协同减排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绿色经验CEO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并识别了融资约束和CDO职位作为主要的中介机制。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金融机制和提升高管的环境意识,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环境目标。未来研究可以扩展这一框架,以涵盖更多元化的样本,从而进一步验证和细化其适用性,为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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