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通过自我慈悲促进自我宽恕：一项波兰样本的三波纵向研究揭示情绪恢复力机制

本研究探讨正念（mindfulness）如何通过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影响自我宽恕（self-forgiveness）。研究人员对164名波兰成年人开展三波纵向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自我慈悲完全中介正念对自我宽恕的影响（β=0.08, p≤0.001），而正念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结果支持将正念与自我慈悲训练纳入心理干预，为缓解自我批评、提升情绪恢复力（emotional resilience）提供新路径。

　　

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面临自我批评和自我谴责的困扰，这种情绪状态不仅影响心理健康，还可能阻碍个人的成长和幸福。正念（mindfulness）作为一种有意识、不评判地关注当下的心理状态，被广泛认为能有效帮助个体应对生活挑战。然而，正念究竟如何促进自我宽恕（self-forgiveness）？其内在机制尚不明确。自我慈悲（self-compassion）——即以友善和理解对待自身困境的能力——近年来被视为正念发挥作用的一个潜在途径，但这一假设缺乏纵向研究的实证支持。

为此，Sebastian Binyamin Skalski-Bednarz 及其合作者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三波纵向设计考察了正念是否通过自我慈悲影响自我宽恕。该研究以164名波兰成年人为样本，在2024年2月、4月和6月分别测量了他们的正念水平、自我慈悲倾向和自我宽恕能力。

研究发现，正念能够显著预测后续的自我慈悲（β=0.43, p≤0.001），而自我慈悲又进一步预测了自我宽恕（β=0.18, p=0.019）。更重要的是，正念对自我宽恕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8, p≤0.001），而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 p=0.182），表明自我慈悲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一结果揭示了正念提升自我宽恕的内在路径：通过培养非评判的觉察和接纳，正念帮助个体减少自我批评，增强自我慈悲，从而为自我宽恕创造条件。

在方法上，研究者采用了三波纵向问卷设计，使用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FMI）测量特质正念，Self-Compassion Scale（SCS）评估自我慈悲，Toussaint Forgiveness Scale中的自我宽恕子量表衡量自我宽恕倾向。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数据，并检验了测量不变性和多种替代模型，确保了结果的稳健性。样本来自波兰普通人群，通过社交媒体招募，最终保留164名完成全部三波调查的参与者。

测量不变性检验

结果显示，正念、自我慈悲和自我宽恕在三波测量中均具有配置、度量和标量不变性，表明测量工具在不同时间点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为后续纵向分析奠定基础。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正念、自我慈悲与自我宽恕在三个时间点均呈现中等到高度的正相关，其中正念与自我慈悲的相关性最强（r=0.56~0.59），而自我慈悲与自我宽恕的相关性次之（r=0.45~0.54）。这些结果为中介模型提供了初步支持。

中介模型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正念（T1）通过自我慈悲（T2）对自我宽恕（T3）产生显著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χ2(15)=23.3, p=0.078; CFI=0.977; TLI=0.971; RMSEA=0.045; SRMR=0.038）。自我慈悲完全中介了正念对自我宽恕的影响，而其他替代模型（如自我宽恕作为中介变量）均显示较差拟合。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通过纵向数据验证了自我慈悲在正念与自我宽恕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支持了正念通过减少自我批评、增强情绪调节能力进而促进自我宽恕的理论路径。结果强调，将正念和自我慈悲训练整合到心理干预中（如“Restore: The Journey Toward Self-Forgiveness”项目）可能显著提升干预效果，帮助个体缓解自我谴责、增强心理韧性。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样本来自波兰非临床人群，结果在文化泛化和临床适用性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依赖自评量表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实际宽恕行为。未来研究可在更具多样性的文化背景和临床群体中重复验证，并结合实验设计与客观测量，深化对正念—自我慈悲—自我宽恕机制的理解。

总之，这项研究为正念与自我宽恕之间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新颖且可靠的实证证据，突出了自我慈悲的核心中介角色，为临床实践和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