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疫情期间人们拒绝接种疫苗？探讨信任和疫苗风险认知对中国民众接种COVID-19疫苗犹豫态度的影响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Why did people refuse vaccin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trust and vaccine risk perception on COVID-19 vaccine hesitancy in China

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通过全国性调查（N=3000）分析机构信任、媒体信任、科学信任对疫苗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机构信任显著降低疫苗犹豫（β=-0.41, p<0.001），而媒体和科学信任与之正相关（β=0.36, 0.21）。风险感知中介信任与犹豫的关系，且高自我效能感放大风险感知与犹豫的正向关联。研究揭示了多维信任与疫苗犹豫的复杂作用机制。

　　在面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疫苗接种成为控制疾病传播和保护人群健康的关键手段之一。然而，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疫苗犹豫现象成为各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一大挑战。在中国，这一现象同样存在，甚至受到过去疫苗相关事件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公众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特别是信任、疫苗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2021年全国范围内3000名成年人的调查，研究揭示了这些心理和社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公众对新冠疫苗的接受程度。

### 信任：疫苗接种的重要决定因素

信任是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核心因素之一，其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制度信任**，即公众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被发现与疫苗犹豫呈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当人们更信任国家机构和医疗系统时，他们更有可能接受疫苗。这一发现与全球范围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制度信任对于促进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尽管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疫苗相关的负面事件，但总体来看，公众对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仍然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苗犹豫现象。

其次，**媒体信任**与疫苗犹豫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对疫苗产生犹豫态度。这一现象可能与媒体在疫情期间扮演的信息传播角色有关。在信息高度流动的环境中，媒体不仅传递了疫苗的科学信息，也成为了谣言和误导性内容的传播渠道。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迅速扩散，削弱了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从而加剧了疫苗犹豫。因此，媒体信任的双重作用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信息传播的桥梁，促进公众对疫苗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误导的温床，尤其是在缺乏透明度和监管的情况下。

最后，**科学信任**与疫苗犹豫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具有一定的反直觉性，因为通常认为科学信任会促进疫苗接种。然而，研究指出，科学信任的增强可能伴随着对科学信息的更深入理解，从而使得公众对疫苗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更加敏感。例如，在新冠疫苗快速研发和推广的过程中，公众可能因为对科学过程的不了解或对某些科学结论的质疑而产生更高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其接种意愿。此外，科学信任与媒体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动效应，即科学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媒体对科学信息的呈现方式可能共同塑造公众对疫苗的认知和态度。

### 疫苗风险感知：影响接种意愿的心理机制

疫苗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疫苗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的主观评估，是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心理因素。本研究发现，疫苗风险感知与疫苗犹豫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公众认为疫苗存在较高的健康风险时，他们更可能推迟或拒绝接种。在中国，这一现象与历史上的疫苗安全事件密切相关。例如，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劣质百白破疫苗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广泛担忧。尽管该事件并未直接涉及新冠疫苗，但它对公众的疫苗信任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人们在面对新疫苗时更加谨慎。

此外，新冠疫苗的研发周期较短，导致公众对其长期效果和安全性存在疑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加剧了疫苗风险感知，进而影响接种意愿。研究还发现，疫苗风险感知在信任与疫苗犹豫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制度信任、媒体信任和科学信任对疫苗犹豫的影响，是通过疫苗风险感知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这一发现强调了疫苗风险感知在公共卫生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 自我效能感：调节疫苗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的关键变量

自我效能感，即个体对自己能否有效执行某种行为的信心，被发现对疫苗风险感知与接种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个体，越能有效地应对疫苗风险，从而降低疫苗犹豫。例如，当个体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评估疫苗的安全性时，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接种疫苗，即使存在一定的风险感知。相反，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受到疫苗风险信息的影响，从而表现出更高的犹豫倾向。

这一调节效应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通过使用PROCESS宏进行的中介调节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不仅影响个体对疫苗风险的反应，还可能改变信任对疫苗犹豫的影响方向。例如，在高自我效能感的群体中，制度信任对疫苗犹豫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而媒体和科学信任对疫苗犹豫的正向影响则可能被削弱。这一发现提示我们，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减少疫苗犹豫的有效策略之一。

### 疫苗犹豫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疫苗犹豫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首先，**制度信任**、**媒体信任**和**科学信任**是影响疫苗犹豫的三大核心因素。制度信任通过降低公众对疫苗风险的感知，从而减少犹豫；媒体信任则可能通过传播误导性信息，增加公众的疫苗风险感知，进而加剧犹豫；科学信任则可能因对科学信息的深入理解而使公众对疫苗风险更加敏感，从而增加犹豫。

其次，**疫苗风险感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无论是制度信任、媒体信任还是科学信任，它们对疫苗犹豫的影响都依赖于公众对疫苗风险的主观评估。这意味着，如果能够有效降低公众对疫苗风险的感知，那么制度信任和媒体信任对疫苗犹豫的影响可能会被减弱，而科学信任的影响可能被放大。

最后，**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了疫苗风险感知与疫苗犹豫之间的关系。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能够更好地处理疫苗相关的信息，从而减少犹豫。因此，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尤其是在疫苗风险感知较高的群体中，可能是缓解疫苗犹豫的重要手段。

### 疫苗犹豫的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中国，疫苗犹豫的形成不仅受到上述心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制约。首先，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与疫苗的安全性密切相关。历史上的疫苗安全事件，如长春长生事件，对公众信任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保持疫苗安全的前提下，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任，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要课题。

其次，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对疫苗犹豫具有重要影响。媒体在疫苗信息传播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科学信息的传播者，促进公众对疫苗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谣言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者，加剧公众的疫苗风险感知。因此，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加强信息管理，确保科学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同时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

此外，公众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心理因素。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感，可以通过提供足够的疫苗信息、增强公众对科学和医学知识的理解，以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决策。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宣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任；同时，通过提供疫苗接种的便利条件，如免费接种、便捷的接种点设置等，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感。

### 公共卫生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的发现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制度信任的建设是促进疫苗接种的重要基础。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需要通过透明的信息公开、有效的沟通策略和严格的监管措施，增强公众对疫苗安全性的信任。其次，媒体信任的管理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加强对媒体的引导，确保疫苗信息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同时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最后，提高公众的自我效能感是减少疫苗犹豫的关键。通过提供疫苗接种的相关知识、增强公众对科学和医学的理解，以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决策，可以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

###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制度信任、媒体信任、科学信任、疫苗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疫苗犹豫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制度信任通过降低疫苗风险感知，显著减少了疫苗犹豫；而媒体信任和科学信任则可能通过增加疫苗风险感知，加剧疫苗犹豫。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了疫苗风险感知与疫苗犹豫之间的关系，表明在疫苗风险感知较高的群体中，提高自我效能感是缓解疫苗犹豫的重要策略。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差异，尤其是在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群体中。此外，研究还可以关注疫苗犹豫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在疫苗接种政策调整和信息传播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最后，研究应更加注重跨文化比较，以更好地理解疫苗犹豫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机制和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