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如何通过制度压力与职业适应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媒体从业者创新投入

本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媒体从业者正念（Mindfulness）通过降低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 Pressures）并提升职业适应性（Career Adaptability），进而促进创新投入（Creative Engagement）的“认知重构—能力提升”链式机制（COR理论）。采用PROCESS模型对804名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数据分析表明，三条中介路径均显著（p < 0.001），为高约束环境下创新管理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正在重塑媒体生产生态系统的价值导向。随着AI持续提升信息生产效率，算法自动化日益承担基础内容生成任务，创造力已成为媒体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然而，鉴于媒体行业在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角色，内容监管往往更为严格。这种制度环境要求全球媒体从业者在遵守监管框架与保持专业自主性和创新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这反映了March（1991）最初提出的"探索-利用"悖论。

对媒体从业者而言，探索意味着追求新颖性和创作自主性（如创新叙事形式、开发原创内容），而利用则要求效率和遵守标准化流程（包括监管合规、按时完成工作以及复制可靠内容）。这种悖论为媒体从业者创造了根本性的张力，他们同时被"拉向"创造性表达和"推向"合规产出。例如，记者可能被驱使去调查关键报道（探索），但又觉得必须避免敏感话题以维护组织合法性（利用），从而加剧了内容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这种持续协商不仅构成了操作挑战，也带来了深层的心理压力：自我审查和不断平衡的过程耗竭认知资源。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我们将正念定位为一种关键资源，帮助媒体从业者应对悖论，减轻随之而来的压力，并在受限环境中促进创新投入。

中国媒体生态系统正是探索-利用冲突的一个缩影。截至2025年1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升至78.6%。大规模网民群体在促进内容民主化的同时，也催生了严格的平台治理机制，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创新与控制相互作用的普遍现象。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媒体从业者，其定义为：（a）制度媒体从业者，根据ISCO-08标准，为许可媒体组织中从事全职内容生产的核心岗位人员；（b）系统应对三种制度压力（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的个体；（c）直接为公众传播生产作品的个体（不包括辅助角色）。

当前关于媒体从业者创新投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激励、人才发展和能力提升方面。很少有研究试图从微观层面心理过程的角度来解决媒体从业者所经历的"探索-利用"悖论。本研究旨在从心理学角度填补这一空白。

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被定义为对当下时刻的非评判性觉察，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有效缓解压力、增强认知功能的心理资源。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其在一般工作环境中的诸多积极效应。例如，正念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员工的自我调节，增强心理韧性和情绪稳定性，减少工作相关压力，提高工作满意度。它还促进知识共享行为，并与创造力的积极心理机制相关。这些发现为探索正念如何影响媒体从业者的创新投入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尽管正念的好处得到广泛认可，当前研究仍存在显著空白。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关注其在低约束环境中的作用，很少探索其在媒体行业等高制度压力背景下的机制。另一方面，关于正念如何将外部约束转化为个体创新投入的作用链仍无明确结论。尽管正念在多个领域都显示出积极效应，但其在特定高压力职业背景（如媒体实践）中的应用及潜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正念如何影响媒体从业者的创造力。具体而言，我们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守恒理论（COR）的互补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制度理论定义了约束媒体从业者的外部压力，而COR理论解释了这些压力如何耗竭创造力所需的认知资源。我们提出，正念作为一种资源，通过减少感知压力和增强职业适应性来对抗这种耗竭，从而通过链式中介过程促进创新投入。

文献综述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起源于20世纪的社会学和组织研究，其核心关注组织行为如何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Meyer和Rowan（1977）引入了"制度环境"的概念，认为组织结构通常体现制度神话。组织不仅追求技术效率，更重要的是寻求合法性，这一现象导致形式结构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分离，即"脱耦"。

Scott（1995）扩展了制度理论，强调制度环境由三个核心支柱组成，即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它们共同塑造组织结构和行为。该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组织采用看似低效的结构，还解释了它们如何在动态制度背景下保持合法性和生存能力。Paul和Powell（2010）确定了来自制度环境、作用于组织的三种同构压力：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

强制压力源于正式制度授权，如法律、法规和政策。媒体行业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内容审查。模仿压力指的是模仿行业基准或竞争者的倾向。这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算法透明度日益增长的趋势所驱动的内容趋同中观察到，这一现象通常与从众效应相关。规范压力则源于专业化，根植于社会文化和职业道德中的非正式规范，如记者遵守的道德准则。

近年来，制度理论在媒体研究中的应用不断扩展，特别是在解释媒体从业者如何应对政策监管、市场竞争和文化期望的多重压力方面表现出独特价值。在媒体行业，制度压力表现出多源性和动态性特征，既包括明确的政策和法规，也包括隐含的文化期望。这些压力通过认知嵌入机制影响个体行为：明确政策通过清晰的奖惩系统强制执行，而隐含期望则通过舆论和同行评价等渠道微妙地塑造认知。

这种压力使媒体从业者陷入创新需求与合规要求之间的矛盾，这是"脱耦"现象的具体表现。在本研究中，制度理论为理解媒体从业者如何应对制度压力提供了关键框架。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从业者如何在多重约束和有限心理资源中做出决策，以及这些选择对媒体行业发展的更广泛影响。

资源守恒理论

资源守恒（COR）理论由Hobfoll（1989）提出，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外部压力对组织的影响。该理论强调个体具有获取、保护和维持有价值资源的强烈动机，这些资源包括物体、个人特征、条件和能量。后来，Halbesleben等人（2014）修订了资源的定义，指出资源是个体认为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任何事物。

COR理论对于理解工作组织中的压力特别重要。其核心前提是，当个体面临资源损失威胁、经历实际资源损失或在投入资源后未能获得预期资源增益时，压力就会出现。为避免资源损失或实现资源积累，个体会采取各种应对策略。

COR理论在组织压力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为理解员工压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大框架。尽管该理论已被应用于众多专业背景，但其在中国媒体从业者中的应用仍然有限。作为媒体行业的关键压力源之一，制度压力对中国媒体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索。

根据COR理论，员工正念可被视为重要的个人资源，是一种帮助维持当下关注觉察状态的稳定个人特质。这种特质帮助他们识别和接受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使他们能够以更冷静、更稳定的心态应对工作挑战。Perry等人（2011）在COR理论中提出，"关键资源"是那些帮助个体管理其他资源的资源，而员工正念正好符合这一定义。

总之，COR理论为检验员工正念、制度压力、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之间的机制联系提供了理论框架。从这一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员工如何利用正念这一关键个人资源来应对制度压力，从而影响其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因此，它为揭示媒体员工绩效如何被压力与资源之间动态相互作用所塑造提供了关键理论视角。

制度理论与资源守恒理论的整合框架

虽然制度理论和资源守恒理论源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但它们为理解媒体从业者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制度理论提供了宏观层面的视角，阐明了外部压力（如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的起源和性质，这些压力约束了个体行动。相比之下，COR理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心理视角，解释了这些制度压力作为"资源耗竭需求"的内部机制。这种需求威胁个体的认知和情感资源，从而抑制资源密集型活动（如创新投入）。

这两种理论的交叉点在于将正念概念化为关键的个人资源。我们提出，正念通过增强当下时刻觉察和非评判性接受，使个体能够认知重构制度压力（减轻其资源耗竭性质），并增强其资源储备，然后这些资源可以投入于发展职业适应性，并最终促进创新投入。因此，一个整合的框架使我们能够假设，正念通过帮助个体管理制度环境带来的资源威胁来影响创造性成果。

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

员工的创造力对组织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体现在以新颖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还体现在针对特定需求（如流程、服务和方法）产生有用的想法。此外，增强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动机和参与能力可以提升创造力和创新行为。在复杂的媒体工作环境中，员工通常需要独立识别问题并设计解决方案，其创意想法需要与媒体组织的任务相关并符合制度规定。总之，问题识别、信息搜索和创意产生是工作场所创意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员工正念直接增强创新投入有几个关键原因。首先，正念帮助个体减少自动化思维，实践接受并保持非评判态度。高正念的个体能够以非自动化的方式应对情境，而"非自动化"被认为是促进个体创意活动的关键因素。因此，员工正念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当前的创意潜力，促进想法的吸收和整合，最终在工作中产生创新投入。其次，媒体工作通常伴随着压力和焦虑，这些负面因素往往会抑制员工的创新投入。正念帮助个体进入工作中认知创造的 mental state；即，正念的个体能够更清晰地思考，克服主导但无创意的反应。

此外，研究表明，正念使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和感受，增强人际技能和内部团队沟通。积极、自主和灵活的组织沟通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动。同时，从资源守恒（COR）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倾向于投入个人资源以增加获取其他资源的可能性。因此，正念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可能被员工用来产生额外的新资源或发展新技能。总之，这些论点表明，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员工正念对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

职业适应性的中介作用

职业适应性是一种心理社会建构，关注个体在职业领域内的适应性资源和能力。Savickas（1997）将其定义为使个体能够应对当前和预期任务、转变和创伤的心理资源，进而影响其社会整合水平。这一建构包括四个维度：关注、控制、好奇和信心。"关注"指员工主动展望未来并为职业发展做准备的能力；"控制"代表他们对职业愿望的清晰度以及做出 deliberate、负责任决策的 agency；"好奇"反映他们主动探索未来职业机会和潜在可能性的倾向；"信心"指员工实现职业目标所需活动的自我效能感。

现有研究表明，员工正念可能增强职业适应性。研究表明，正念与若干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积极结果相关，如减少工作压力、降低工作倦怠和减少离职意向，以及改善幸福感和工作绩效。此外，正念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和自我超越，使员工能够做出更符合个人和情境需求的决策。这支持工作场所有意义的适应。

对个体而言，参与创造力相关活动需要放松或心流状态（以增强专注力）、冒险意愿（无惧评判）以及对新体验的好奇和开放（以减少自我意识，即对负面社会评价的恐惧），这些元素与职业适应性的四个维度（关注、控制、好奇和信心）密切吻合。同时，职业适应性很可能与员工的创新投入重要相关，因为具有强职业适应性的个体更善于主动探索职业选择和工作方式，从而提高工作能力和绩效。此外，Zywiolek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员工适应性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提示适应能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联系。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员工正念对职业适应性有积极影响。

H3：职业适应性对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

H4：职业适应性中介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制度压力的中介作用

制度压力指的是个体或组织因外部制度环境而体验到的压力。这些压力源于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政策、行业标准）和非正式规范（如文化认知、社会价值）。Vanalle等人（2017）将制度压力分为三种类型：强制压力、模仿压力和规范压力。根据资源守恒（COR）理论，当面临资源损失威胁时，个体会采取各种应对策略来保护资源。作为关键的个人资源，正念可以通过增强个体认知重构压力源的能力来减少制度压力的感知威胁。

现有研究表明，高正念的个体更善于识别制度压力中的可控方面（如政策合规要求），从而避免过度资源耗竭，促进可持续资源管理。通过采取非评判态度，正念帮助个体减少对强制压力的抵抗，最小化心理资源的消耗，使员工能够以更冷静、更稳定的心态应对工作挑战。因此，员工正念减轻制度压力的负面影响。

在媒体行业，制度压力主要表现为内容审查机制、职业道德标准和市场竞争需求。正如Reynolds（2019）所观察到的，媒体从业者必须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应对此类制度压力，尤其是在创作内容时平衡意识形态期望与新闻专业主义。这种平衡行为本质上构成了一个认知嵌入过程，个体通过此过程适应制度压力。自我审查作为认知嵌入的一种表达，发生在员工调整其行为以满足组织合法性需求时，这种适应形式给员工带来了额外的心理和身体资源成本。为维持自身的资源平衡，个体可能会减少对创意资源的投入。此外，市场竞争压力可能导致员工过度关注短期绩效，忽视长期创新投入。基于此，我们推断制度压力对创新投入有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5：员工正念对制度压力有负面影响。

H6：制度压力对创新投入有负面影响。

H7：制度压力中介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制度压力与职业适应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制度压力的本质在于组织和行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根据制度理论，个体必须调和不同的逻辑以实现专业合法性，这在个体层面产生压力。制度压力挑战个体的职业认同，他们通过职业适应性调和职业认同与行为表现。作为一种主动调整技能、行为和态度以适应职业环境变化的能力，职业适应性帮助个体在身份冲突中重构意义，从而减少认知失调。因此，职业适应性本质上反映了一种资源管理能力，允许个体在制度压力等约束下优化资源的分配和再生。

根据资源守恒理论，制度压力迫使个体投入大量资源以符合外部要求，导致资源储备减少。这种耗竭可能激活资源保护策略，导致个体削减进一步投入以保障基本功能。Rudolph等人（2017）的现有研究表明，职业适应性受到工作压力的显著抑制，而制度压力由于其强制性和不可控性，对适应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尤其是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在此类背景下，压力不仅源于任务需求，还来自外部法规的刚性约束，这可能比一般工作压力更严重地侵蚀职业适应性。我们因此提出，制度压力通过资源耗竭机制破坏职业适应性，而职业适应性本身可能作为一种缓冲资源，帮助减轻这些压力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8：制度压力对职业适应性有负面影响。

H9：制度压力和职业适应性在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中共同表现出链式中介效应。

总体而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涉及员工正念、制度压力、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的链式中介模型。

研究参与者与方法

参与者与抽样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招募研究参与者。目标人群包括来自不同中国媒体组织的制度媒体从业者，包括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如网络新闻门户、社交媒体内容提供商和视频分享平台）。与文献中的区分一致，我们仅关注组织附属专业人士，排除独立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在制度压力方面同质化样本。

问卷通过双渠道分发：线上和线下。线上分发涉及专业媒体相关平台（如知乎、豆瓣）、行业特定社交媒体群组以及向媒体专业人士发送电子邮件邀请。在所有线上招聘广告中，我们明确说明调查对象是媒体组织内全职从事内容生产的员工，以确保参与者符合我们的抽样标准。线下，我们与媒体组织合作，直接在媒体会议、研讨会和培训活动上向与会从业者分发问卷。通过合作伙伴组织的管理，问卷有针对性地分发给内容生产部门的员工。在数据收集之前，参与者收到关于调查程序和目标的标准化说明，并通过签署表格提供知情同意。该研究获得东莞市城市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共分发828份问卷（线上500份，线下328份）。经筛选，最终获得804份有效问卷。无效问卷因答案不完整、反应模式不一致或不符合样本标准（如非媒体专业人士误填）而被移除，有效回应率为97.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评分，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员工正念采用Brown和Ryan（2003）编制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进行评估。量表的一个示例项目是："我发现很难保持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的关注"。该量表表现出优异的信度（Cronbach's α = 0.954）和良好的效度（χ2/df = 1.272, GFI = 0.981, AGFI = 0.974, IFI = 0.997, TLI = 0.996, CFI = 0.997, RMSEA = 0.018）。

制度压力采用Bharati等人（2014）开发的9项目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评估三个概念上不同的维度：

强制压力：来自外部机构的正式授权（如法律、利益相关者要求）；示例项目："我们花费大量时间与我们重要客户开会和电话交谈。"

规范压力：源于专业化、共享社会规范或职业道德的压力；示例项目："我们与竞争对手共享相同的行业愿景。"

模仿压力：模仿竞争对手/行业基准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倾向；示例项目："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在采用新技术。"

Cronbach's alpha为0.862。量表验证性分析的拟合指数：χ2/df = 1.944, GFI = 0.987, AGFI = 0.975, IFI = 0.993, TLI = 0.989, CFI = 0.993, RMSEA = 0.03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职业适应性采用Savickas和Porfeli（2012）开发的24项目职业适应能力量表（CAAS）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

关注：规划未来职业；示例项目："关心我的职业生涯。"

控制：承担塑造自己 career 的责任；示例项目："依靠自己。"

好奇：探索未来职业可能性；示例项目："探索我的环境。"

信心：相信自己实现职业目标的能力；示例项目："高效完成任务。"

该量表显示出高信度（Cronbach's α = 0.938）和良好效度（χ2/df = 1.706, GFI = 0.954, AGFI = 0.943, IFI = 0.984, TLI = 0.982, CFI = 0.984, RMSEA = 0.030）。

创新投入采用Contreras等人（2017）和Li and Sandino（2018）开发的13项目量表进行测量。示例项目是："在工作日，我努力使用新方法解决问题。"该量表表现出高信度（Cronbach's α = 0.947）和良好效度（χ2/df = 1.532, GFI = 0.981, AGFI = 0.973, IFI = 0.995, TLI = 0.994, CFI = 0.995, RMSEA = 0.026）。

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6.0和PROCESS 4.2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随后的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和通过Cronbach's alpha评估每个量表的信度。使用Amos 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以验证四个问卷的因子结构。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以检查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最后，使用PROCESS macro（Model 6）和5,000个Bootstrap样本生成偏差校正的95%置信区间，以研究员工正念、制度压力、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关系，同时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月收入。

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单一来源的自我报告收集所有问卷数据可能会引入共同方法偏差，通常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评估。当Harman检验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超过40%时，认为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第一个因子占总方差的30.199%，低于既定阈值，表明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调查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达到显著水平，具体如下：员工正念与制度压力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452, p < 0.001）。员工正念与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458, p < 0.001; r = 0.370, p < 0.001）。制度压力与职业适应性（r = -0.513, p < 0.001）和创新投入（r = -0.405, p < 0.001）呈负相关。此外，职业适应性与创新投入呈正相关（r = 0.425, p < 0.001）。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压力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员工感到来自组织或行业规范的行为约束越强。因此，制度压力与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均呈负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基础。

中介效应检验

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员工正念、制度压力和职业适应性为自变量，创新投入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5，表明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进一步检验员工正念、制度压力、职业适应性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Hayes开发的SPSS宏PROCESS的Model 6进行了分层回归分析。以员工正念为自变量，创新投入为因变量，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月收入为控制变量——同时考虑模型中的结构关系（如涉及制度压力和职业适应性的潜在路径），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员工正念不仅正向预测职业适应性（β = 0.283, t = 8.701, p < 0.001），而且负向预测制度压力（β = -0.452, t = -14.385, p < 0.001）。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制度压力对创新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0.208, t = -5.566, p < 0.001），而职业适应性对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43, t = 6.515, p < 0.001）。员工正念对创新投入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β = 0.162, t = 4.516, p < 0.001），表明员工正念可以直接促进创新投入，也可能通过制度压力和职业适应性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它。

随后，研究使用Bootstrap方法（重采样次数设置为5,000，置信区间设置为95%）检验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显示，员工正念对创新投入的总效应为0.368 [95% CI = (0.304, 0.433)]，直接效应为0.163 [95% CI = (0.092, 0.233)]，表明员工正念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支持假设H1。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如下：

路径1（员工正念 → 制度压力 → 创新投入）：间接效应为0.094 (95% CI = [0.060, 0.134])，占总效应的25.54%。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制度压力在员工正念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中起显著中介作用，支持假设H7。

路径2（员工正念 → 职业适应性 → 创新投入）：间接效应为0.069 (95% CI = [0.043, 0.098])，占总效应的18.75%。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职业适应性存在显著中介效应，支持假设H4。

路径3（员工正念 → 制度压力 → 职业适应性 → 创新投入）：间接效应为0.042 [95% CI = (0.027, 0.060)]，占总效应的11.41%。置信区间不包含0，证实制度压力和职业适应性形成链式中介效应。这一发现支持H9，即这两个变量在员工正念影响创新投入的过程中表现出链式中介效应（表4）。

在三条间接路径中，路径1效应最强（β = 0.094），占总效应的25.5%。这表明正念主要通过减轻员工感知到的制度压力来增强创新投入。这一发现与资源守恒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通过减少资源损失威胁（如来自制度压力）来保存认知和情感资源，可以释放资源用于更具资源密集性的活动（如创意工作）。相比之下，路径2和路径3的效应较小，但均保持统计显著性。

结论与讨论

基于资源守恒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整合框架，本研究揭示了正念在高约束环境中影响媒体从业者创新投入的机制。实证结果首先证明了正念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对制度压力的缓冲作用，呼应了Shapiro等人（2005）关于正念压力缓冲机制的经典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通过制度理论的视角扩展了这一机制的应用边界：正念不仅通过情绪调节发挥保护作用，还通过重构个体对制度约束的认知图式，将制度压力从"刚性限制"转变为"可协商框架"。这一发现为理解正念在组织环境中的认知重构功能提供了新证据。

此外，该研究首次证实了制度压力与职业适应性之间的链式中介路径。这一发现具有双重理论价值：（1）从资源守恒的角度，它揭示了正念通过"认知重构-压力缓冲-资源获取"的连续机制保护创意资源的动态过程；（2）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它验证了职业适应性作为微观层面 agency 因素在突破中观层面制度约束中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正念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可以通过制度压力作用于职业适应性的链式路径实现，这补充了职业发展视角对Halbesleben等人（2014）经典"压力-资源耗竭"模型的解释路径。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三个关键机制。（1）制度压力直接抑制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