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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类百日咳综合征”诊断:提升诊断准确性与优化呼吸道感染管理的必要性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9月25日 来源:Microbiology Spectrum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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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33家医院10,561例“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揭示了其与百日咳在流行病学和易感人群年龄分布上的高度重叠。研究强调,这一模糊诊断可能导致真实百日咳病例的漏诊,并掩盖真正的病原体。作者呼吁摒弃“类百日咳综合征”标签,通过加强实验室检测(如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肺炎支原体M. pneumoniae等病原体鉴定),推动精准的病原学诊断,以提升临床诊疗和公共卫生监测水平。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类百日咳综合征”诊断的理论依据和流行病学模式。研究对全国33家医院的10,561例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例进行了人口学、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特征的综合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后,“类百日咳综合征”的发病率显著上升。1岁以下婴儿占这些病例的69.73%,且年龄较小的婴儿重症结局尤为普遍。在入住重症监护室(ICU)的患者中,83.03%年龄在6个月以下,而4例死亡病例中有75.00%(3例)是小于3个月的婴儿。虽然1岁以下婴儿在年度病例中始终占一半以上,但其比例从2016年的82.93%下降到2022年的51.21%。相比之下,3岁以上儿童病例显著增加。需要强调的是,仅有4.37%的病例被单独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大多数患者存在合并症,尤其是下呼吸道感染(93.61%)。记录中常见的病原体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和副流感病毒。“类百日咳综合征”在易感人群的年龄分布和流行病学模式方面与百日咳高度重叠。为提高诊断准确性,我们建议加强疑似“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的实验室检测,以确认或排除百日咳。对于已鉴定出非百日咳鲍特菌(Bordetella pertussis)病原体的病例,应建立精确的病原学诊断,而非依赖模糊的“类百日咳综合征”标签。
本研究强调了重新评估“类百日咳综合征”诊断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患者结局的至关重要性。百日咳的全球再现凸显了精确识别呼吸道感染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儿科人群中。我们对全国33家医院10,561例病例的分析显示,“类百日咳综合征”与百日咳在年龄分布和流行病学模式上存在显著重叠。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例可能包含未检出的百日咳病例。此外,“类百日咳综合征”这一宽泛、模糊的标签常常掩盖了真正的致病病原体。这种不精确的诊断阻碍了针对性治疗和公共卫生监测。鉴于病原体检测技术的进步,我们主张放弃“类百日咳综合征”标签,转而采用精确的病原学诊断。这一转变可提升诊断清晰度,优化临床管理,并加强全球呼吸道感染的监测和控制努力。
近年来,百日咳的全球再现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自2023年初以来,多个国家报告的百日咳病例大幅上升,凸显了改进检测、诊断方案和监测系统的迫切需求。在我们对中国住院百日咳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中,发现了相当比例的患者被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
“类百日咳综合征”在临床上定义为一系列类似于百日咳的呼吸道症状,但主要由百日咳鲍特菌以外的病原体引起。受累儿童通常表现为阵发性痉挛性咳嗽、面部潮红和特征性的高调吸气性“吼声”,这些是典型百日咳的标志性特征。与该综合征相关的常见病原体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支原体等。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类百日咳综合征”的诊断通常在未进行实验室确认以排除百日咳鲍特菌感染的情况下建立。值得注意的是,“类百日咳综合征”的诊断在当前国际疾病分类(ICD)中已不再归类。
随着病原体检测技术的进步,这些呼吸道病原体的检出率已显著提高。然而,这一进展引发了关键问题:当前“类百日咳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是否足够准确?这些病例有哪些独特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所涉及的病原体是否被可靠地检测?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病例能否在现有的ICD框架内得到更好的分类?
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对全国33家医院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儿科患者的人口学和临床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我们的目标是澄清这些病例的临床和病原学特征,并提高诊断准确性。
本研究对来自北京福堂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FRCPD)的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出院数据进行了回顾性审查和分析。FRCPD是中国领先的致力于儿科医学研究的非营利组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权于2016年8月23日成立,拥有69家省市级成员医院。
本研究数据收集自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覆盖全国七大区域25个省的11家省级和22家市级医院。数据来源于FUTang更新病历数据库(FUTang Updating Medical Records Database),数据收集和清理方法的更多细节在先前出版物中有概述。本研究分析的数据仅来自住院患者,不包括访问急诊科但未随后入院的患者。
本研究纳入了识别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例,同时排除了诊断为副百日咳或确诊百日咳的病例。
从每位患者的病历中仔细提取了详细的社会人口学数据,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和居住地,以及疾病相关因素,如病因、并发症、合并诊断和出院状态。
连续变量以均值汇总,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相应百分比表示。使用JMP Pro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Microsoft Excel 16.30和GraphPad Prism 9.0创建图形表示。
本研究共纳入10,561例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例,收集自全国25个省的33个研究中心。病例的省际地理分布如图所示,医院特定的病例分布详见表S1。
我们对10,561例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的病例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进行了全面审查和分析。基线特征汇总于表1。大多数患者(69.73%, 7,364/10,561)为1岁以下婴儿。在入住重症监护室(ICU)的271例病例中,89.30%(242/271)为1岁以下婴儿,83.03%(225/271)年龄在6个月以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4例记录的死亡均发生在1岁以下婴儿,其中75.00%(3/4)小于3个月。住院儿童中存在性别差异,男孩占病例的56.67%,女孩占43.33%。此外,农村儿童病例比例(52.28%)高于城市儿童(47.76%)。
“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的时间分布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后病例数显著上升。这些发现揭示了大流行后“类百日咳综合征”发病率的显著上升趋势。
按年龄组分层的“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年度分布揭示了显著的流行病学转变。虽然1岁以下婴儿始终占病例的多数,每年占总病例的一半以上,但其比例贡献从2016年的82.93%显著下降至2022年的51.21%。相反,3岁以上儿童病例的比例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3.90%增加至2022年的40.30%,表明在研究期间疾病分布的人口学模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对诊断和并发症概况的分析表明,仅有4.37%(462/10,561)的病例被单独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大多数病例存在合并诊断,其分布如图所示。
下呼吸道感染是“类百日咳综合征”最常见并发症,影响93.61%(9,886/10,561)的病例。其次是器官功能障碍,见于11.39%(1,203/10,561)的病例。对9,886例诊断为下呼吸道感染儿童的详细细分显示:支气管肺炎占4,544例,肺炎(包括844例重症)占3,687例,支气管炎占1,655例。
在9,886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中,1,385例(14.01%)有确切的微生物学发现。单一微生物感染占主导,占阳性病例的79.49%(1,101/1,385),而混合感染检出占20.51%(284/1,385)。病原体分析显示阳性病例中的以下分布:病毒病原体占58.77%(814/1,385),细菌病原体占36.25%(502/1,385),支原体属(Mycoplasma)占25.63%(355/1,385),衣原体属(Chlamydia)占5.85%(81/1,385)。图5呈现了1,385例阳性病例中病原体的全面病原学分布。
在同一研究期和同一数据库中,我们识别出21,107例百日咳病例和10,561例“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表明“类百日咳综合征”在全国各地临床工作中被广泛采用。鉴于其高流行率,“类百日咳综合征”显著损害了真实百日咳病例的诊断准确性,并混淆了流行病学监测。
对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儿童年龄分布的分析显示,大多数病例发生在1岁以下婴儿。需要重症监护或导致死亡的严重病例主要见于婴儿,尤其是6个月以下者。这种流行病学模式与百日咳相似,两种疾病均主要影响1岁以下婴儿,年龄较小的婴儿重症结局和死亡风险更高。
与其他呼吸道感染相似,“类百日咳综合征”的发病率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下降,可能归因于非药物干预措施,如封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然而,病例在后大流行期显著反弹,与百日咳病例的再现相呼应。
“类百日咳综合征”病例的年龄分布随时间演变,与百日咳观察到的趋势平行。虽然1岁以下婴儿始终占病例的多数,但其比例随时间逐渐下降,而较大儿童(3岁以上)病例的比例稳步上升。这一转变可能反映了疫苗接种计划的影响、对较大儿童百日咳意识的提高,以及百日咳鲍特菌更强毒力或耐药菌株的出现。“类百日咳综合征”与百日咳之间重叠的流行病学模式也可能反映了未诊断百日咳病例被纳入“类百日咳综合征”类别。
“类百日咳综合征”的诊断凸显了通过实验室检测可靠排除百日咳的挑战。在许多医疗环境中,先进诊断工具的有限获取常常需要依赖临床标准进行诊断。在中国,百日咳被列为法定传染病,需要强制报告至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然而,诊断过程因许多情况下缺乏可靠的实验室确认而复杂化,导致漏报和倾向于临床诊断如“类百日咳综合征”而非确诊百日咳。许多临床医生因诊断能力有限或为避免向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报告而避免诊断百日咳,选择直接开始治疗该病。
在本研究中,“类百日咳综合征”最常见的合并症是下呼吸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被确定为最流行的病原体,其次是肺炎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副流感病毒和肺炎链球菌。这些发现与先前关于“类百日咳综合征”病原学的研究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仅4.37%的病例被单独诊断为“类百日咳综合征”,显著低于单独诊断为百日咳的病例比例(9.58%)。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与“类百日咳综合征”相关的更广泛病原体谱,其中包括多种细菌和病毒病原体,而百日咳仅由百日咳鲍特菌引起。
随着识别常见病原体的诊断方法变得更加灵敏和靶向,越来越需要从宽泛和模糊的“类百日咳综合征”诊断转向更精确的病原学诊断。对于致病病原体仍未确定的病例,应考虑替代诊断,如肺炎、支气管炎或支气管肺炎——这些是ICD中列出的条件。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还增强我们对呼吸道感染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的理解。
“类百日咳综合征”的诊断主要依赖于临床表现。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百日咳真实流行率的低估。此外,“类百日咳综合征”所涉及的广泛病原体谱限制了其指导精确治疗干预的有效性。鉴于病原体检测技术的显著进步,建议停止使用“类百日咳综合征”诊断。相反,临床实践应优先考虑特定病原体识别,这将提高诊断精确性。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973100)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改革与发展基金(EYGF-WSW-04)支持。
作者衷心感谢北京福堂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FRCPD)工作人员的协助与合作。
魏石、王欣宇和姚开虎设计了研究并处理了手稿;魏石和胡亚红进行了统计分析;孟庆红、冯国双和姚开虎提供了监督。所有作者阅读、修改并批准了最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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