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型糖尿病治疗依从性相关的多维度因素：精神健康和正念的作用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reatment Adherence in Type II Diabetes: The Roles of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Mindfulness

精神福祉 正念 多维依从模型 Ⅱ型糖尿病 治疗依从性 中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 糖尿病管理 健康教育 跨文化研究

　　在当今社会，糖尿病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影响最为深远的慢性疾病之一。特别是Type II糖尿病（DM），其复杂的病理机制和长期的管理需求使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传统的医学治疗外，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在治疗依从性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不仅影响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态度，还深刻地塑造着他们日常健康管理的行为模式。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些非传统的变量，试图揭示它们如何与治疗依从性相互作用，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本研究基于多维依从模型（Multidimensional Adherence Model, MAM）的理论框架，对土耳其地区患有Type II糖尿病的患者群体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探讨了正念（mindfulness）和精神福祉（spiritual well-being）在治疗依从性中的作用。MAM模型认为，依从性并非仅仅是患者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该模型将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分为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患者相关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治疗相关因素、疾病相关因素以及医疗系统相关因素。通过整合这些维度，研究试图更全面地理解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多重因素，并探索其中的关键变量如何相互作用。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调查设计，并遵循了加强观察性研究报告的流行病学指南（STROBE）。研究对象是从土耳其安卡拉的一家教学和研究医院的内分泌和代谢科门诊中招募的125名患有Type II糖尿病的患者。通过严格筛选，确保所有参与者符合研究条件，包括至少一年的糖尿病病史、使用口服降糖药或胰岛素治疗、年龄在18岁以上、具备认知能力以及没有语言或沟通障碍。这些标准确保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并为数据的可靠性提供了基础。研究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填写了数据收集表格，整个过程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中进行，以减少外界干扰并提高数据质量。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多种经过验证的工具来测量关键变量。患者信息表用于收集人口学和疾病相关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居住地、是否吸烟或饮酒等。正念被测量使用的是正念注意觉察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该量表由Brown和Ryan于2003年开发，广泛应用于评估个体的正念水平。精神福祉则采用功能性慢性疾病治疗评估量表——精神福祉（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Therapy–Spiritual Well-Being Scale, FACIT-Sp），该量表通过12个问题评估个体在和平、意义和信仰三个子维度上的精神福祉水平。治疗依从性则通过Type II糖尿病治疗依从性量表（Treatment Adherence in Type II Diabetes Mellitus Scale, TADM）进行测量，该量表由Demirta?和Akbayrak于2017年为土耳其人群开发和验证，其信效度得到了广泛认可。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以了解各变量的基本分布和相互关系。同时，研究还运用了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探讨正念和精神福祉对治疗依从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假设模型中，正念被设定为自变量，治疗依从性为因变量，而精神福祉则作为中介变量。通过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共进行了5000次再抽样，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最终，模型拟合指标显示研究假设模型具有可接受的拟合度，表明正念和精神福祉之间存在显著的间接关联，进一步支持了精神福祉在治疗依从性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治疗依从性与患者相关、社会经济、医疗系统和疾病相关因素显著相关。其中，更高的正念水平和精神福祉水平均与更好的治疗依从性行为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福祉在正念与治疗依从性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精神福祉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此外，患者性别、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和居住地等变量也对治疗依从性产生了影响。女性、受过更高教育以及收入稳定（与支出相平衡）的患者表现出更高的依从性，而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患者则显示出较低的依从性。这可能与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健康教育的缺乏以及患者对疾病认知水平的差异有关。

研究还发现，疾病相关的因素如HbA1c水平、合并症和并发症对治疗依从性具有显著影响。HbA1c水平较高与较差的依从性相关，这与糖尿病管理中强调的血糖控制密切相关。而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存在虽然可能促使患者更加关注健康，但研究中观察到这些患者表现出较低的依从性，这可能与他们的教育水平较低、应对复杂健康问题的能力较弱有关。另一方面，医疗系统相关的因素，特别是结构化的糖尿病教育项目，对提高治疗依从性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发现强调了健康教育在糖尿病管理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中，系统化的教育干预可能成为提升依从性的关键手段。

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结果对糖尿病护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在糖尿病管理中需要采用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方法，不仅要关注医学治疗，还应重视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干预。正念和精神福祉作为患者相关的重要变量，可以作为护理干预的一部分，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情绪困扰。其次，护理人员，尤其是护士，应具备整合正念训练和精神关怀的能力，以提升患者的整体依从性。这种整合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治疗行为，还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减少因治疗失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依赖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偏倚，因为个体的主观感受可能与实际行为存在差异。其次，研究仅限于土耳其这一单一国家，且其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因此研究结果可能难以推广到其他文化或宗教背景的患者群体。此外，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正念、精神福祉和治疗依从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设计，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研究未能详细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未来可以结合质性研究方法，进一步揭示正念和精神福祉如何影响患者的依从性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多维依从模型，揭示了正念和精神福祉在Type II糖尿病治疗依从性中的重要性。研究不仅为糖尿病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融入心理和精神关怀的必要性。通过综合考虑患者的心理状态、精神需求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医疗机构可以制定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改善其健康状况。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变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遍适用性，并探索如何将正念和精神福祉的干预措施融入常规的糖尿病护理流程中，以实现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