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时期人们对绿地的认知与利用：从城市绿色韧性的角度进行跨年龄组的比较分析

《Ecological Indicators》：Green space percep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imes of pan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reen resilience: A comparison analysis across age groups

城市绿地韧性治理中的代际感知差异与行为响应研究基于北京2019-2023年大规模问卷，揭示不同年龄段居民对新冠疫情防控期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感知差异显著，青年群体在正/负面影响认知、管理成效评价及服务重要性评估方面与中老年群体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疫情各阶段绿地利用行为呈现代际分化特征。

　　在当今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理解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与使用情况，对于实现城市韧性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的治理政策往往忽视了不同年龄段市民在感知与使用偏好上的差异，导致无法及时回应市民生态福祉需求的多样性。本研究通过2019年至2023年的大型问卷调查，探讨了市民对新冠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影响的感知及其在疫情不同阶段对城市绿地空间的使用偏好。研究结果表明：(1) 与负面感知相比，不同年龄段市民对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产生积极影响的感知存在更显著的差异；(2) 在对城市绿地韧性成效和重要性的感知方面，年轻群体与中年及老年群体之间常常显示出显著的感知差异；(3) 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与使用行为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中，也呈现出显著的年龄效应。北京主城的案例研究结果为全球范围内关于城市绿地空间管理与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国际讨论提供了新的见解，特别是在不同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差异和使用变化方面，以及及时回应市民生态福祉需求的重要性。

城市韧性作为一个广泛受到关注的概念，最早由地方可持续发展组织（ICLEI）于2002年提出，并引入了城市灾害预防研究。随着该概念的提出，它迅速获得了国际社会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包括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减灾办公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韧性联盟等。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人居大会（Habitat III）发布的《新城市议程》直接将“韧性城市”确立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全球各国开始从整体和高层次的角度理解城市韧性。城市生态韧性治理的核心在于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而感知韧性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连接社区的关键纽带。风险追踪不仅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因此市民对城市生态治理的主观风险感知将极大地影响他们对外部压力和冲击的抵抗能力。Slovic的研究表明，自愿风险与非自愿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会稳定性差异，前者是后者的1000倍。在城市生态韧性治理中，“感知”维度表明，城市治理的主体和客体应被纳入城市韧性的提升过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更新。城市生态韧性的文化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生态韧性治理的真正实施和推广需要重要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转变。感知韧性指的是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敏锐感知能力，以及获取足够知识以适应和自我组织，从而减少外部干扰。作为风险管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市民对疫情对城市韧性影响的正负认知可以促进他们在应对城市风险过程中的持续学习和总结。在不同阶段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分享资源和知识、达成并增强共识，有助于提升城市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风险。这对提高城市生态韧性治理的整体效果至关重要。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城市景观和绿化发展与城市韧性水平密切相关。本研究从城市绿地韧性视角出发，探讨了市民对疫情对城市绿化管理影响的感知差异，以及他们在疫情不同阶段对城市绿化使用的偏好变化。由于城市韧性本质上与市民的生态福祉密切相关，因此分析市民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感知及其行为偏好对于改善城市景观和绿化治理、推动韧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城市绿地基础设施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越来越被视为促进城市韧性的关键因素。然而，关于如何通过城市绿地管理提升城市韧性治理水平的相关研究尚未充分解答。年龄作为重要的社会人口因素，在规划城市绿地管理时需要被充分考虑，以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治理水平并更好地应对市民的生态福祉需求。年龄与市民对城市生态治理影响的感知高度相关。在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市民对城市生态治理的感知、态度和评价，对于推动城市生态建设与绿地管理的规划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城市生态治理领域，仅有少数学者探讨了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在感知上的差异，以及居民与游客、教师与学生、区域与性别差异等。这表明现有研究尚未能够充分回应不同世代对城市生态治理感知的代际特征与差异。此外，结合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疫情对城市韧性治理的负面影响，而对疫情带来的正面影响则关注较少。

本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当前关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利用和市民生态福祉的研究仍然较为零散。这一局限性体现在对市民在后疫情时期对城市绿地使用主观偏好的过度关注，而较少系统地研究这些偏好在疫情不同阶段的演变趋势和阶段性特征。本研究通过引入政治系统分析框架，构建了韧性城市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解决市民参与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问题。本研究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对疫情不同阶段中市民对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感知差异和使用行为变化进行了分析，从而丰富了关于韧性城市发展的学术视角。

研究团队在2019年至2023年间，对北京主城区域进行了长期的现场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市民使用城市绿地和生态福祉的微观数据。这些数据为深入研究市民对城市绿地的感知、使用和评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多年的优化，这项现场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且成熟的调查流程。在正式开展实地调查之前，研究团队招募了志愿者，主要由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他们对城市林业研究有较强的熟悉度。随后，研究团队邀请三位城市林业专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确保他们对问卷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在每个区随机选择了6个或更多的城市绿地空间，将志愿者分成4至6人小组，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分发纸质问卷。调查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涵盖工作日和周末，每份问卷需要20至30分钟完成。为了减少抽样偏差，问卷在绿地空间的不同区域进行分发，避免特定年龄段市民的过度代表。志愿者平均每天分发20份问卷。在每日完成调查后，小组负责人会对问卷质量进行核查，剔除完成度低于80%的问卷。有效的问卷按受访者的年龄段进行分类，以便进行针对性分析。2021年是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因此收集的有效问卷数量相比2019年和2023年较少。

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自述健康状况和月收入。问卷第二部分询问受访者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成效的感知。第三部分则关注受访者在城市绿地空间的使用行为。第四部分则探讨受访者对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影响的感知。受访者社会人口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样本中男性占46.5%，女性占53.5%。在19至39岁的年龄组中，女性受访者占56.3%；在40至59岁的年龄组中，女性受访者占49.2%；在60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女性受访者占45.7%。样本比例与北京主城区域的人口分布相匹配。

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与分析，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测量市民的年龄效应：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影响感知、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成效的感知，以及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感知，并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

H1：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对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正负影响存在差异。

H2：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成效的感知存在差异。

H3：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感知存在差异。

本研究利用2019至2023年间在北京主城区域收集的纵向实地调查数据，追踪市民对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感知评价和使用行为的变化，从而丰富了关于韧性城市发展的学术视角。北京主城的案例研究结果为全球范围内城市绿地空间管理与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国际讨论提供了新的见解，特别是在不同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差异和使用变化方面，以及及时回应市民生态福祉需求的重要性。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市民对疫情对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正负影响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不同年龄段市民在对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改善废物处理方法和提升城市生活环境安全方面的感知评价存在显著差异。通过配对比较（事后检验），年轻群体与中年群体在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感知差异（P=0.001），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在改善废物处理方法（P=0.021）和提升城市生活环境安全（P=0.044）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H1。

在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成效的感知方面，不同年龄段市民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年轻群体与中年群体在提升空气质量（P=0.013）、促进休闲与社交互动（P=0.011）、调节暴雨径流（P=0.003）和提供自然资本与生态服务（P=0.039）方面存在显著的满意度差异。同时，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在促进碳氧平衡（P=0.000）方面也存在显著的感知差异。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H2。

在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感知方面，不同年龄段市民同样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年轻群体与中年群体在提升空气质量（P=0.003）和促进休闲与社交互动（P=0.024）方面存在显著的感知差异。同时，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在提升空气质量（P=0.010）方面也存在显著的感知差异。这些结果验证了假设H3。

研究还发现，在新冠疫情的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段市民在城市绿地空间的使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在疫情前，老年群体、中年群体和年轻群体分别平均每次在城市绿地空间花费2.10、2.08和2.04小时。在疫情期间，这三类群体分别平均每次花费2.16、2.21和2.15小时。在疫情后，这三类群体分别平均每次花费2.32、2.22和2.17小时。显然，随着疫情的发展，不同年龄段市民在城市绿地空间的休闲时间呈现出上升趋势。在同一年龄段内部，疫情前后中年群体和年轻群体的休闲时间有显著变化，而老年群体在疫情不同阶段的休闲时间则没有显著变化。图4显示了市民在疫情不同阶段对城市绿地空间使用行为的偏好。在所有阶段中，放松和遛狗仍然是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中最常见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中年市民更倾向于进行体育锻炼。在疫情后期，中年群体在体育锻炼方面的频率和偏好显著增加。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这一变化趋势，以了解市民在不同年龄段对城市绿化管理的态度。

此外，本次调查还确认了在疫情不同阶段，所有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休闲行为类型的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结果与一些欧洲研究有所不同，因为在欧洲研究中，体育锻炼和观察自然是市民访问城市绿地空间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奥斯陆这样的城市中，疫情期间更多市民将城市绿地空间用于休闲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疫情中期和后期，中年群体在体育锻炼方面的频率和偏好显著增加。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这一变化趋势，以了解市民在不同年龄段对城市绿化管理的态度。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和使用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我们，在城市绿化管理实践中，必须充分考虑年龄因素，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生活环境质量的多样化需求和期望，从而为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提供一个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生活环境。同时，这些结果也为全球范围内关于城市绿地空间管理与城市绿地韧性治理的国际讨论提供了新的见解，特别是在不同年龄段市民对城市绿地空间的感知差异和使用变化方面，以及及时回应市民生态福祉需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