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女同性恋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至今匈牙利的女同性恋运动与主体性表现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Revisiting “lesbian nationalism”: Lesbian activism and agency in Hungary from the 1990s to the illiberal present

本文通过自身在匈牙利1990年代以来的女同性恋学者与活动家视角，批判西方学界对“女同性恋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误读，强调需以本土微政治学分析应对威权文化战争。以《A Fairytale for Everyone》等案例，论证政治幽默与解构主义策略在对抗政府审查、维护LGBTQ+权利中的有效性，提出应超越西方理论框架，关注在地化抵抗实践。

　　在匈牙利这样一个曾经深受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如今又处于右翼政治主导的国家中，女同性恋群体的活动与学术研究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转变。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女同性恋活动不仅面临来自政府和保守势力的压制，还被迫重新审视其自身的学术话语和文化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女同性恋活动在匈牙利的历史发展，并结合当前右翼政权对LGBTQ+权利的压制，揭示女同性恋活动如何在国家认同与国际视野之间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抵抗策略。这不仅关乎女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可见性，也涉及她们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被理解和再现。

自199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女同性恋活动经历了从地下到公开的转变。1994年至1998年，左翼自由政府推动了社会的开放，使得女同性恋群体开始组织活动、建立社区空间和参与公共讨论。然而，随着2010年右翼政党Fidesz上台，这种自由氛围被迅速逆转。Fidesz政府将女同性恋活动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物，并将其与民族主义话语相绑定，试图通过抹黑LGBTQ+权利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女同性恋学者和活动家们也在努力重新定义自身的学术话语，以应对这种政治压制。

在这一背景下，女同性恋活动不再仅仅是关于个体身份认同的表达，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抵抗的手段。通过重新诠释国家文化、历史叙述和政治话语，女同性恋群体试图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以一种非本质化、充满创造性和颠覆性的方式参与社会对话。例如，女同性恋组织Labrisz通过出版书籍、举办电影节和开展教育项目，努力在匈牙利社会中建立一种关于女同性恋历史的叙述，这不仅挑战了传统历史观，也对当前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形成了反向的回应。

在学术研究方面，女同性恋活动的理论框架也在不断演变。早期的研究往往受到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将女同性恋活动视为一种“跨国”或“全球”的现象，而忽视了其本土实践的独特性。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导致了对匈牙利女同性恋活动的误读和误构。例如，一些学者将女同性恋活动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解读忽略了女同性恋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未能真正理解其在本土语境中的意义。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女同性恋活动在匈牙利不应被简单地归类为“民族主义”或“全球主义”，而应被视为一种本土化的、充满创造力的、反本质主义的实践。这种实践既回应了国家的文化政策，也参与了全球范围内的LGBTQ+权利运动。通过强调女同性恋活动的“微观政治”特征，我们希望揭示其在国家认同与全球话语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塑造了当代匈牙利的女同性恋运动。

女同性恋活动的微观政治性体现在其对国家文化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上。在Fidesz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限制LGBTQ+权利、打压女同性恋组织的同时，女同性恋活动家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表达，如艺术、教育、社区建设和公共空间的象征性改造，来挑战这种压制。这些活动不仅在本地产生影响，也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关注，展现了女同性恋群体在全球化时代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例如，Labrisz组织的“匈牙利女同性恋电影委员会”（Budapest Lesbian Film Collective）通过将匈牙利本土文化与西方电影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Paprika Western”风格。这种风格既是对传统英雄叙事的戏仿，也是对性别规范和民族认同的挑战。在2004年的电影节上，这一短片《Puszta Cowboy》以其幽默和讽刺的方式，吸引了国际观众的注意，并被解读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然而，从女同性恋活动家的视角来看，这种解读是一种误读，忽略了影片中所包含的多元文化和性别流动性。

类似的案例还有2023年在布达佩斯Ferencváros区的“彩虹长椅”事件。这一公共空间的象征性改造最初由人权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Hungary发起，旨在表达对LGBTQ+群体的支持。然而，这一行动很快引发了右翼团体的激烈反应，他们试图通过重新涂鸦长椅来抹除这一象征。在这一过程中，女同性恋活动家们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介入，通过在长椅上覆盖箔纸并书写“注意！如今LGBTQ+内容只能以箔纸公开。每个人都清楚盖子下的内容。爱是自由的，即使是在包裹之中。”这样的信息，既是对右翼政治的回应，也是对自身文化表达的一种保护。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女同性恋群体在社会文化冲突中的能动性，也揭示了她们如何通过象征性的公共行动来挑战国家主导的叙事。

在学术研究方面，女同性恋活动家们也在努力推动一种本土化的、以“自反性民族志”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强调对本地实践的深入理解和细致观察，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通过这种方式，女同性恋学者和活动家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匈牙利女同性恋运动的复杂性，同时避免被外部学术话语所误解或边缘化。

此外，女同性恋活动家们还面临着来自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外部学者往往将匈牙利的女同性恋活动视为一种“西方进口”的现象，忽视了其本土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势力则试图将女同性恋活动与民族主义话语绑定，将其视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女同性恋活动家们必须发展出更加本土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以应对这些挑战。

总之，匈牙利的女同性恋活动和学术研究正处在一种动态的、充满张力的环境中。面对右翼政治的压制和外部学术话语的误读，女同性恋群体正在通过一种微观政治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文化和政治参与。这种重新定义不仅涉及对国家文化、历史和政治话语的批判性回应，也包括对全球LGBTQ+权利运动的积极参与。通过这种方式，女同性恋活动家们正在构建一种既本土又全球的实践框架，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并为未来的女同性恋运动开辟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