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CCCMM——促成瑞典气候变化保守主义运动兴起的因素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Beyond the CCCM – The Conditions Facilitating the Swedish Climate Change Reactionary Movement

气候反制运动研究需突破资源垄断视角，以瑞典为例论证反运动的形成需政治盟友支持、议题框架重构及媒体生态转型。数字远右翼媒体网络通过耦合反移民、反女权等议题，将气候政策嵌入民族主义叙事，使传统精英主导的CCCM演变为多层级联动反应体系。

　　气候变暖和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行动，但与此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不断涌现，这些反对者通常被称为“气候变革的反动运动”（Climate Change Countermovement, CCCM）。传统上，这一运动被认为主要与化石燃料行业和保守派智库的利益密切相关，其核心目标是保护传统能源体系的经济利益，并维护自由市场理念。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揭示气候反动运动的复杂性，表明它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瑞典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反动运动如何在远右翼政治力量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反动力量。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关于气候反动的学术研究不断增长，揭示了各种有组织的行动如何试图削弱或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这些行动通常包括散布对气候科学的怀疑、通过媒体和政治渠道施加影响，以及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和不信任。研究者们指出，这些反动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包括企业、智库、行业联盟、反对派科学家和保守派媒体。这个网络的运作方式往往类似于一个“否认机器”，其目标是通过系统性地传播误导信息，来保护化石燃料行业的利润，并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的实施。

然而，将气候反动运动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利益或特定行业的行为，可能会忽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气候反动运动不仅仅是企业或保守派组织的产物，还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有关，例如民族主义、反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交织使得气候反动运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的一部分，通过塑造公共舆论和政治议程来影响国家政策。

瑞典的案例特别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个长期被视为环保先锋的国家，瑞典在2022年选举后，其政府开始对气候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与远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的崛起密切相关。瑞典民主党以反移民为主要诉求，但在进入议会后，他们也开始将气候问题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议程联系起来，从而在社会中引发了新的争议。这种现象表明，气候反动运动不仅仅是企业或传统政治力量的产物，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力量。

在瑞典，气候反动运动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个阶段。早在1970年代，瑞典的雇主联合会（Svenska Arbetsgivarf?reningen, SAF）就开始反对环保运动的某些主张，特别是关于核能和经济增长的讨论。这些组织通过出版物和公共演讲来传播他们的观点，但直到2010年代，气候反动运动才真正获得广泛支持。这一转变与瑞典民主党的政治崛起密切相关，他们不仅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还开始与气候否认网络建立联系，共同推动对气候政策的质疑。

瑞典的气候反动运动在媒体生态系统的变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传统媒体中，气候科学的讨论通常基于事实和数据，而气候否认者则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传播他们的观点。这种转变使得气候反动运动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直接与公众沟通。瑞典的远右翼媒体如Samnytt和Nyheter Idag，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扩大了影响力，成为气候反动运动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媒体不仅传播气候否认的论点，还将其与民族主义、反女性主义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联系在一起，从而吸引了更广泛的公众群体。

在瑞典，气候反动运动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还反映在社会态度的变化上。随着瑞典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对气候政策持怀疑态度，尤其是那些支持远右翼立场的男性群体。他们认为，气候政策威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因此成为气候否认的重要支持者。这种社会态度的变化进一步巩固了气候反动运动的政治基础，使其能够在议会和公众中获得更大的回响。

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反动运动的兴起与多种条件密切相关。首先，原初的社会运动必须展现出一定的成功，这才会引发反动。其次，部分群体必须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感是反动运动能够动员的重要驱动力。第三，政治盟友的出现对于反动运动的扩展至关重要。在瑞典，瑞典民主党的崛起为气候否认者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使得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和公众舆论。

此外，媒体生态系统的演变也是气候反动运动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因素。传统媒体的中立性和专业性使得气候否认者难以在主流媒体中获得足够的曝光，而互联网的兴起则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瑞典的远右翼媒体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成功地将气候问题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议题结合起来，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气候反动运动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上。它并非一个统一的、层级分明的组织，而是一个由多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群体和组织构成的松散网络。这些组织和群体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内活动，但共同的目标是削弱或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这种多元化的结构使得气候反动运动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挑战，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新的支持基础。

总的来说，瑞典的气候反动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说明气候反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多维现象。通过分析这一运动的起源、发展和影响，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气候反动的复杂性，并探索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应对这一挑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气候反动运动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结构中演变，并寻找有效的策略来应对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