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卫生系统中的残疾人包容性：卫生系统评估的结果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Disability inclusion in the Brazilian health system: results of a health system assessment

公共卫生虚假信息与冲突、疫情爆发的复杂关联及健康外交治理路径

　　在全球和公共卫生领域，信息的流动与传播一直是确保有效应对健康危机的核心要素。然而，新冠疫情（2020–2023）的爆发暴露了全球和公共卫生体系在应对大规模健康事件方面的准备不足，同时也揭示了虚假信息与公共卫生结果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相互作用不仅限于信息本身的传播，还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动态。本文通过整合性叙述文献综述的方式，探讨了公共卫生虚假信息、冲突和疾病爆发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传统的应对策略往往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挑战的系统性特征，反而可能加剧问题。研究强调，应对公共卫生虚假信息需要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方式，而健康外交（health diplomacy）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以增强公众参与、促进合作治理，并缓解虚假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共卫生虚假信息并非新现象，它在历史上一直被用作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例如，在古希腊时期，虚假信息就已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于影响公众舆论和决策。而在现代，虚假信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使用愈发频繁，尤其是在疫苗、疾病传播和防控措施等关键议题上。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则成为公共卫生虚假信息加速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远超单一国家，波及全球。这种虚假信息不仅干扰了公共卫生政策的实施，还加剧了社会分裂，影响了公众对健康行为的认知和接受度。例如，在美国，虚假信息导致了对新冠疫苗的不信任，甚至引发了针对公共卫生机构的暴力事件。而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关于疫苗的虚假信息导致了对医疗工作者的攻击，阻碍了免疫计划的推进，使这些地区成为脊髓灰质炎的高发区。

虚假信息的传播往往与冲突紧密相关。在冲突地区，人们可能失去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信任，转而依赖未经验证的信息来源。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战争期间，也发生在其他形式的冲突背景下，如政治对立、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在这些环境中，虚假信息可能被用来强化群体间的隔阂，制造对立情绪，甚至煽动暴力行为。例如，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虚假信息被用于煽动公众参与暴力行动，并在事件结束后试图掩盖真相。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在疫情期间被指责传播不准确或有害的信息，例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曾被质疑推荐了可能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则通过压制信息来维护自身政治形象。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对权威的信任，还削弱了全球和公共卫生治理的有效性。

冲突本身也对公共卫生构成了直接威胁。武装冲突常常导致医疗设施受损、医疗人员伤亡，以及公共卫生服务的中断。例如，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大量医疗设施遭到破坏，医疗人员被杀害，使得当地居民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而在加沙地带，冲突导致超过60%的医疗设施遭到结构性破坏，35%的设施功能完全丧失。这些情况表明，冲突不仅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状况，还破坏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能力。与此同时，虚假信息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使得原本已经脆弱的系统更加难以应对疾病爆发。

公共卫生虚假信息的传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虚假信息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如通过销售伪劣产品或服务牟利。而在其他情况下，虚假信息则被用作政治工具，用于削弱对手的合法性、制造社会分裂，甚至影响国际关系。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并试图让美国退出该组织，部分原因是为了推动本国的数字健康产业发展，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种行为反映了虚假信息如何成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复杂性。

面对这些挑战，传统应对策略往往局限于技术层面，如加强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审核、提升公众的媒体素养等。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触及虚假信息背后的深层次政治和社会动因，反而可能加剧问题。例如，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在疫情期间放宽了对虚假信息的管控政策，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同时，公众对权威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使得即使信息是真实的，也难以被广泛接受。这种现象在疫情期间尤为明显，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因未能及时、透明地分享信息，导致公众对政策的质疑和不信任。

在此背景下，健康外交被提出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路径。健康外交强调通过多边合作、透明沟通和包容性治理，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与协调。它不仅关注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媒体、地方社区和公众的参与。通过健康外交，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信息生态系统，使得不同来源的信息能够被公众理性评估和选择。这种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需要依赖于多方协作，包括政府、科研机构、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健康外交的核心在于促进公共健康信息的透明度和可及性，而非单纯追求信息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在疫情中，健康信息的不一致和不确定性使得公众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因此，健康外交应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开放对话，允许对信息的不同观点和争议进行讨论，而不是强制达成共识。这种对话不仅有助于识别和纠正虚假信息，还能增强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此外，健康外交还应关注如何通过教育和能力建设，提高公众对虚假信息的识别能力，从而减少其对社会和健康系统的影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健康外交需要采取多轨策略，即在不同层面和领域中促进合作。这包括与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媒体和公众建立联系，共同参与公共卫生治理。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健康外交可以推动建立更加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数据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播和利用。同时，健康外交还应关注如何通过本地化和参与式的方式，让不同群体的声音被听到，从而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和接受度。

在实践层面，健康外交可以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如全球消灭天花和牛瘟的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依赖于技术合作，还依赖于政治意愿和社会共识的建立。例如，在消灭天花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通过合作和协调，共同推动疫苗接种计划，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调整策略，以确保其有效性。这种合作模式可以为当前应对公共卫生虚假信息和冲突提供借鉴，尤其是在需要全球协调应对健康危机的情况下。

此外，健康外交还应关注如何通过媒体和公共人物的参与，增强公众对公共卫生信息的信任。例如，一些健康组织已经与社交媒体影响者合作，通过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传播健康知识，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这种策略不仅可以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还能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使公众更愿意接受和遵循公共卫生建议。然而，这一过程需要谨慎处理，以避免因过度依赖特定信息源而削弱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总体而言，应对公共卫生虚假信息和冲突需要超越传统的技术手段，转向更加系统性和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健康外交作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治理工具，能够为这一转变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它不仅有助于建立更加透明和开放的信息生态系统，还能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增强公共卫生治理的韧性。在未来的全球健康危机中，健康外交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全球社会更好地应对虚假信息带来的挑战，同时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