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因素在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与癌症和心脏代谢性疾病多重共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一项基于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PIC）的因果中介分析

本研究基于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PIC）队列超24万人的数据，通过构建健康生活方式指数（HLI），采用反事实中介模型揭示社会经济地位（SEP）通过生活方式影响多重共病（multimorbidity）的性别差异化路径，为从社会结构层面制定健康干预策略提供重要实证依据。

　　

研究背景

多重共病，即个体同时存在两种或以上慢性疾病的状态，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挑战，尤其在60岁以上人群中超过半数受其影响。癌症、2型糖尿病（T2D）和心血管疾病（CVD）作为最常见的非传染性疾病（NCDs），不仅导致大量死亡和残疾，更常以共病形式出现，加剧医疗系统负担。社会经济地位（SEP）被广泛认为是多重共病的重要社会驱动因素，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生活方式因素（如吸烟、饮酒、体力活动、饮食和体重指数）既是SEP的结果，也可能是SEP影响健康结局的中介路径。此外，性别差异在疾病模式和健康行为中的显著性提示需分性别探讨这一复杂关系。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依托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EPIC）这一大型前瞻性队列，纳来自10个欧洲国家、23个中心的244,886名基线无癌症、T2D和CVD的参与者，其中女性占62%。中位随访时间达12.13年。SEP通过教育水平计算相对不平等指数（RII），并分为低、中、高三类。健康生活方式指数（HLI）整合了吸烟、饮酒、体力活动、体重指数（BMI）和饮食五大因素，总分0–20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方式越健康。多重共病定义为随访期间发生至少两种以下疾病：癌症（非黑色素瘤皮肤癌除外）、T2D、心肌梗死或卒中。

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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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多项逻辑回归检验SEP与HLI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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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SEP与多重共病、HLI与多重共病的风险比（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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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中介分析，计算纯直接效应（PDE）、自然间接效应（NIE）与总效应（TE），并估计中介比例（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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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分析均按性别分层，并调整年龄和研究中心效应。

主要发现

描述性分析显示，低SEP群体年龄更大、健康行为更差。女性在各SEP层次中均表现出比男性更健康的生活方式（HLI高分占比14.4% vs 4.6%）。多重共病发病率在男性中更高，低SEP男性的发病率为2.74/1000人年，女性为1.20/1000人年。

在风险关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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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SEP（vs 高SEP）显著增加多重共病风险，男性HR=1.40（95% CI: 1.26–1.54），女性HR=1.74（95% CI: 1.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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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I最低分组（vs 最高分组）的多重共病风险在男性中为HR=4.73（3.49–6.42），在女性中为HR=5.77（4.25–7.85）。

中介分析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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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性中，SEP对多重共病的影响有29%由HLI中介（NIE=1.09, 1.07–1.11；PDE=1.28, 1.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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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性中，HLI的中介比例仅为11%（NIE=1.05, 1.03–1.06；PDE=1.65, 1.4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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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中SEP中等与高等类别间出现抑制效应，即中等SEP女性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抵消了低SEP带来的风险。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证实，生活方式因素部分中介了SEP与多重共病之间的关联，但存在明显的性别异质性。男性中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更强，可能与男性在低SEP背景下更易出现吸烟、饮酒等高风险行为有关。而女性中中介比例较低，提示除生活方式外，其他机制如生殖因素（初潮年龄、绝经状态、不孕史）、社会支持差异、心理因素和医疗资源可及性可能在女性多重共病发展中有更重要影响。

研究的优势包括大样本规模、前瞻性设计、疾病验证严谨以及先进的中介分析方法。局限性涉及生活方式数据仅来自基线、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未涵盖其他慢性病（如呼吸或精神疾病）以及治疗信息的缺失。此外，使用教育水平作为SEP代理指标在老年女性群体中可能未能完全反映其社会经济全貌。

结论与展望

该研究强调，尽管改善生活方式有助于减轻社会经济相关的健康不平等，但单一聚焦行为干预并不足以完全消除多重共病的社会梯度。未来政策与干预措施需整合多层次方法，既关注个体行为改变，也需针对结构性社会因素（如资源分配、医疗可及性、性别特异性健康需求）进行系统级改革，从而更公平、有效地降低多重共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