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村庄信息通信技术（ICT）应用行为的模型：外部条件、人们对ICT使用的认知以及态度的作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实证证据）

《Cogent Social Sciences》：A model of smart village ICT behavior: the role of external condition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ICT use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智慧乡村ICT行为研究通过整合感知、态度与外部条件，构建并验证了理论模型。采用PLS-SEM分析99份样本数据，发现外部条件对ICT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态度与感知无直接影响。该模型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智慧乡村政策设计提供了行为机制依据。

　　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也逐渐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村庄（Smart Village）作为智能城市理念在农村环境中的延伸，旨在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普及和应用，提升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尽管智能村庄的概念已被广泛提出并实施，如何有效推动农村居民对ICT的利用行为，仍然是当前研究和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以印尼的一个智能村庄为案例，探讨影响农村居民ICT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外部条件、感知和态度。研究采用定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以验证相关假设并构建一个理论模型，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支持。

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分析和验证一个关于智能村庄ICT利用行为的模型，该模型整合了感知、态度和外部条件三个变量。研究认为，这些因素在农村地区ICT利用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感知和外部条件对态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它们对ICT利用行为本身并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外部条件被发现对ICT利用行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则较为间接。这一发现为理解智能村庄ICT行为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填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智能村庄ICT利用行为的空白。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智能村庄的整体发展战略、实施挑战或技术应用的特定方面，而较少关注个体在智能村庄建设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整合感知、态度和外部条件这三个维度，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论框架，以解释农村居民在智能村庄建设中的ICT行为。该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技术采纳过程，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依据，以便更精准地设计和实施促进ICT利用的措施。

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对政府和相关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印尼的智能村庄项目依赖于社区的积极参与，而这种参与往往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因此，政府在推动智能村庄发展时，需要关注如何改善农村地区的ICT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素养以及优化社会和经济环境。研究指出，外部条件如互联网接入、电力供应、政府支持和社区资源的可用性，是影响居民ICT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政府应通过提供经济支持、改善基础设施、优化政策环境等方式，创造有利于ICT利用的外部条件，从而提升社区的参与度和项目的实施效果。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文化因素对ICT利用行为的影响。印尼农村社区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倾向可能使得个体在决定是否参与智能村庄项目时，更倾向于遵循社会规范和群体期望，而非完全基于个人态度或感知做出决策。这一发现提示，政府在推动智能村庄项目时，需要考虑如何通过社会动员、社区领袖的引导以及集体意识的培养，来增强居民对ICT利用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例如，通过社区活动和信息传播，提高居民对智能村庄项目的认知和认同，从而促进其在实际中的应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式，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运用PLS-SEM模型进行分析。问卷设计涵盖了多个维度，包括感知、态度和外部条件，每个维度均设有多个指标，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为了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研究者在问卷设计阶段进行了预测试，并根据反馈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同时，为避免常见的方法偏差，研究者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使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排除可能引发社会期望偏差的问题、并确保数据收集的透明性和自愿性。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智能村庄ICT行为的解释力有限，仅能解释约29.2%的变异。这表明，除了已经考虑的感知、态度和外部条件外，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对ICT利用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创新扩散理论（DOI）指出，技术的采纳不仅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系统特征的制约。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系统变量，如社区文化、领导力、数字培训项目和替代方案的可用性，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全面捕捉ICT利用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其次，样本量相对较小，且基于非概率抽样方法，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主要关注印尼农村社区，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数字素养水平的国家。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并结合概率抽样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广泛适用性。

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为智能村庄ICT行为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实际指导。通过分析外部条件对ICT利用行为的显著影响，研究强调了改善农村ICT环境的重要性。同时，研究也指出，个体的态度和感知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并不直接决定其行为，这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加系统化和多维度的策略，以促进农村居民对ICT的广泛接受和有效利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影响ICT利用行为的因素，并结合定性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农村社区的ICT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