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区灰熊(Ursus arctos horribilis)的人类冲突风险低于随机预期：基于遗传标记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通过非侵入性遗传采样技术，对加拿大Nuxalk领地的灰熊(Ursus arctos horribilis)种群进行个体识别，发现生态旅游区的灰熊在下游人类冲突区域的出现频率显著低于预期。通过贝叶斯定理(Scenario 1)和费希尔精确检验(Scenario 2)双重验证，表明生态旅游并未增加灰熊对人类冲突的易感性，反而提示自然食物资源丰富区域（如鲑鱼产卵地）可能降低其寻求人类关联食物的风险。研究为野生动物管理与生态旅游规划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Abstract

生态旅游是否会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尚不明确。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Nuxalk原住民领地内，研究人员发现灰熊(Ursus arctos horribilis)冲突事件集中发生在生态旅游区下游约41-58公里处。通过遗传匹配分析，团队将30只冲突个体与上游118只通过毛发陷阱识别的个体（含34只生态旅游区个体）进行比对，发现仅1只生态旅游区个体涉及冲突事件。

1 Introduction

野生动物冲突受生态与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其中食物资源时空动态是关键驱动因子。研究表明，威斯康星州狼(Canis lupus)对家畜的捕食与牧场比例相关，乌干达山地大猩猩(Gorilla beringei beringei)的作物掠夺行为受保护区外人类食物可获得性影响。在阿尔伯塔省，人类食物源（如鸟饲器、堆肥）与郊狼(Canis latrans)冲突密切相关。生态旅游可能通过改变野生动物对人类耐受性间接引发冲突，但缺乏实证验证。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Field methods

研究采用被动式无诱饵毛发陷阱(barbed wire at ～0.5 m height)沿Atnarko河布设，2019-2021年期间每年设置28-29个采样点，覆盖鲑鱼洄游季节（7-11月）。冲突样本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护官员服务处(BCCOS)处理的熊只（ relocated or euthanized），空间坐标未知但均位于Bella Coola与Hagensborg社区范围内。

2.2 Genetic identification

通过7个微卫星位点加性别标记进行个体识别，共鉴定118只灰熊（73雌45雄），其中34只（28%）曾在生态旅游区出现。冲突样本中仅1只雌性曾出现于生态旅游区，其余29只均未在上游区域检测到。移动距离分析显示部分个体可沿河网移动47.8公里，支持种群混合与空间隔离两种假设并存。

3 Analysis

3.1 Accounting for uncertainty

通过物种累积曲线估计生态旅游区实际熊只数量为41-50只（检测覆盖率68%-82%）。使用贝叶斯定理计算：给定冲突发生时，个体曾参与生态旅游的条件概率为3.3%-5%。即使考虑16只未检测个体，冲突样本中生态旅游熊预期数量为1.47只（取整为2）。

3.2 Probability approach (Scenario 1)

假设全体种群自由混合，计算非生态旅游熊种群需达到674只才能以1/34的冲突概率出现28起冲突事件。对比实际种群密度估算（基于Tweedsmuir GBPU 16,663 km²与研究区2,460 km²），现实种群规模（25-368只）远低于该阈值，表明生态旅游熊冲突概率显著低于随机预期。

3.3 Fisher’s exact test (Scenario 2)

假设上下游种群空间隔离，费希尔精确检验显示生态旅游熊与上游熊的冲突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288)，优势比(odds ratio)为0（95% CI: 0-15.79）。

4 Results

双重分析均不支持生态旅游增加冲突风险的假设。概率模型显示生态旅游熊冲突概率低于预期，统计检验表明两组冲突率无差异。推测Atnarko河丰富的鲑鱼资源减少了熊类向下游人类社区觅食的需求。

5 Discussion

研究排除了生态旅游导致冲突的主要假设，提出两种替代解释：一是冲突熊主要来自下游栖息地，二是上游充足的自然食物资源降低了冒险行为。局限性包括毛发陷阱对幼熊检测不足、冲突事件漏报可能性等。社会维度上，人类食物源管理（如Nuxalk国家熊安全计划的电围栏项目）与社区参与对冲突缓解更具重要性。研究创新性地将个体遗传识别应用于冲突机制解析，为保护实践提供了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