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政治中的言论压制与威胁叙事——社会目标与认知基础

这篇跨学科综述深刻剖析了政治言论压制现象背后的认知机制与社会动机。作者提出言论压制（Speech Repression）主要源于三大核心动机：对社会威胁（特别是敌对外群体）的超敏感知、通过信息控制维持道德事业动员的诉求，以及通过忠诚信号获取地位(status)的驱动力。文章融合演化心理学、文化传播学与政治传播学视角，揭示了为何连标榜自由的群体也会在认为压制言论符合其目标时采取行动，并指出尽管部分行为基于真诚信念，但策略性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和制裁广泛存在。

　　

言论压制的三重认知动机机制

政治运动往往通过动员性威胁叙事凝聚力量，这触发了活动家保护叙事免受批评的道德动机。言论压制现象包括社交媒体的公开羞辱、争议性发言者的“去平台化”(deplatforming)和“取消”(canceling)，以及对异见者的恐吓。当活动家试图保护的叙事过于简单化甚至失真时（政治中常见现象），这种压制行为显得尤为矛盾。

社会威胁感知与认知基础

人类文化行为依赖于底层认知系统和动机的执行。许多认知机制在演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塑造，以解决狩猎采集时期小群体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人类心智演化出高度敏感的社会威胁探测机制，特别是对敌对外群体的威胁存在“烟雾探测器式”的过敏倾向——宁愿误报也不愿漏报真实威胁。这种机制解释了为何当代心智易受阴谋论、道德恐慌和“精英恐慌”影响。

动员联盟与声誉信号

在群体冲突中，个体需要盟友支持来应对社会威胁。动员努力需要说服他人相信投入特定事业比从事其他活动获益更多，这通常通过威胁修辞实现。同时，为获得合作机会，人类演化出通过信号传递承诺来建立声誉的机制。在群体动员中，展示对事业的高度忠诚能有效提升地位，而压制异议言论正是一种强烈的忠诚信号。

简化威胁叙事的动员功能

威胁导向的叙事具有显著的认知吸引力：负面信息更易被关注、记忆和信任，道德化语言能增强传播力。政治叙事通常描绘集体性、难以直接验证的宏观社会过程，使其具有语义模糊性和抗证伪性。当社会威胁感知增强时，活动家更倾向于构建和传播简单化、二元对立的威胁叙事，既为动员盟友，也为声誉提升。

作为动员保护策略的言论压制

活动家压制言论的核心动机是防止相反观点削弱动员效果。他们担心异见信息会通过社会网络传播，降低人们对道德事业的投入度。这种压制既针对个人信念改变，也针对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形成。历史表明，言论压制强度与群体冲突感知正相关，且更针对影响力大的信息源。

声誉驱动与自我审查

压制言论可作为传递政治承诺的有效信号。当观察者看到某人宁愿牺牲言论自由价值也要保护特定事业时，会推断其对该事业的高度承诺。另一方面，出于声誉保护，许多人会选择自我审查甚至虚假表达偏好，导致“沉默螺旋”和“多元无知”现象。这种集体自我审查可能造成虚假共识印象，实际支持压制的人数往往被高估。

真诚信念与策略性动机

许多言论压制行为源于真诚的道德信念，特别是当活动家已投入大量资源推广叙事并与同道建立紧密联系后。实验研究表明，与事业“融合”(fused)的个体更有审查倾向。然而，道德主张也常被用作策略性工具，因为真诚信念能提高说服力，而道德 hypocrisy（虚伪）——公开倡导自由言论却实施双重标准——可能是政治认知的默认状态。

言论压制的负面影响

言论压制会放大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因为被视为压制性的行为会引发敌对反应和互惠性压制。大规模压制还会导致信息茧房(echo chambers)、公共意识准确性下降和科学探究受阻。即使对压制者自身，限制反馈渠道也可能导致无法察觉政策盲点和次优决策。

这项研究为理解政治言论压制提供了系统的认知与社会动机框架，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演化根源和心理机制，对把握公共舆论动态和政治冲突规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