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地保护不足：哥斯达黎加鹦鹉在人为改造景观中繁盛却仍面临盗猎威胁

本研究发现哥斯达黎加鹦鹉种群在人为改造栖息地中展现出显著适应性，但盗猎压力（poaching）对特定物种造成选择性威胁。研究通过跨区域路边调查（roadside car surveys）和宠物记录分析，揭示保护地网络虽有效缓解生境丧失（habitat loss），却未能遏制基于文化传统的宠物贸易（pet trade）。该成果强调单一栖息地保护策略的局限性，提出需结合执法（CITES）、社区教育和替代物种培育（captive-bred parrots）的综合保护（conservation strategies），对全球濒危物种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引言：双重威胁下的鹦鹉生存挑战

人类人口增长和资源过度开发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发生重大变化。哥斯达黎加作为环境保护典范，虽将26%的国土划为保护区，但保护努力主要集中在栖息地保护，过度捕捞仍是野生动物减少的未量化因素。鹦鹉（Psittaciformes）因鲜艳羽毛和模仿人类语言能力，成为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宠物贸易双重威胁的典型代表。尽管国际鹦鹉贸易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监管，盗猎在许多新热带国家仍然活跃。

研究方法：跨区域调查与多维度分析

研究团队在哥斯达黎加全国范围内开展1921公里路边车辆调查，覆盖热带潮湿加勒比（THC）、热带潮湿太平洋（THP）、热带干旱森林（TDF）、中部地区（M）和高地（H）五大生态区。调查采用分层设计，涵盖从原始森林到农业区和村庄的不同改造程度栖息地，记录鹦鹉存在度、相对丰度（个体数/公里）和丰富度（物种数/公里）。同时通过记录非法家庭宠物和当局没收鹦鹉量化盗猎压力。

栖息地特征分析采用两种互补方法：基于穿越样带的斑块比较和个体检测点水平分析。研究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分析鹦鹉群落指标与栖息地特征的关系，并计算萨维奇选择性指数（Savage selectivity index）评估盗猎物种选择性。

研究结果：适应性生存与选择性盗猎

栖息地改造的生态响应

调查共记录3596只野生鹦鹉（1258条记录），涵盖哥斯达黎加全部17个物种。整体相对丰度为1.87只/公里，但地区差异显著：热带干旱森林达2.89只/公里，而高地仅0.32只/公里。

鹦鹉群落指标受区域因素显著影响，但栖息地改造仍呈现规律性变化。自然栖息地中鹦鹉存在度、丰度和丰富度最高，农业区显著降低，但人类定居点出现逆转上升趋势。点水平分析显示，局部尺度（1公里缓冲区）森林覆盖与鹦鹉存在呈负相关，而大尺度（5-10公里缓冲区）作物覆盖呈现正相关。这种矛盾现象源于鹦鹉物种的不同生态需求：有些依赖原始森林，有些适应开放栖息地。

盗猎压力的物种选择性

在97个地点记录的361只 captive birds 中，280只为非法捕获的本地鹦鹉。橙颊鹦哥（Brotogeris jugularis）虽常见但被盗猎比例低于野外丰度预期（负选择），而黄颈亚马逊鹦鹉（Amazona auropalliata）尽管野外数量稀少，却成为盗猎首选物种（正选择）。

当局2011-2017年没收的576只鹦鹉显示，金刚鹦鹉属（Ara）和亚马逊鹦鹉属（Amazona）占比显著高于家庭宠物记录。结合两类数据的选择性分析表明，黄颈亚马逊、红额亚马逊（Amazona autumnalis）、北肉垂鹦鹉（A. guatemalae）、绯红金刚鹦鹉（Ara macao）、白冠鹦鹉（Pionus senilis）和红额锥尾鹦鹉（Psittacara finschi）均遭受显著正选择。

保护地与盗猎的空间关系

86.6%的采样地点和81.5%的调查房屋饲养本地鹦鹉。靠近保护区和旅游区的居民对饲养稀有物种更谨慎，但并未减少其他鹦鹉物种的饲养。亚马逊和金刚鹦鹉更常被公开饲养（82.6%），而其他物种更多隐藏饲养（64.7%）。选择性指数与保护区间距离正相关，表明保护区的相对执法力度对盗猎行为产生一定威慑作用。

讨论：综合保护策略的必要性

栖息地变化的生态弹性

鹦鹉群落对栖息地改造展现出显著适应性，特别是在人类定居点中形成聚集。这种适应性源于鹦鹉利用新食物和巢址资源的能力，以及城市环境中盗猎风险的降低。农业扩张虽对鸟类群落构成威胁，但哥斯达黎加的马赛克景观（森林斑块与作物交错）仍能维持鹦鹉种群，这与南美洲单一耕作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鹦鹉倾向于聚集分布，这既源于社会行为（集群觅食和栖息），也受资源分布不均影响。合适巢址（树洞或悬崖）的有限性和不均匀分布进一步强化这种聚集模式。

盗猎的文化根源与保护挑战

盗猎的物种选择性反映文化偏好：黄颈亚马逊因卓越模仿能力备受青睐，导致其种群急剧下降。尽管该物种对栖息地改造具有耐受性，盗猎压力仍使其濒临灭绝。保护行动面临深层文化传统挑战：饲养鹦鹉作为宠物的习俗可追溯至前哥伦布时期，成为新热带地区普遍现象。

当前执法存在物种偏向性，主要针对亚马逊和金刚鹦鹉，这可能无意中将需求转向其他物种。仅基于没收数据的研究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必须结合宠物调查数据才能准确评估盗猎压力。

保护建议：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

研究提出多层次保护策略：首先，加强执法有效性，避免单一物种聚焦；其次，采用影响评估（BACI）、种群生存力分析（PVA）和长期监测准确评估盗猎影响；第三，通过教育宣传和社区赋能推动行为改变。

替代方案包括推广人工繁殖鹦鹉满足本地需求，但面临繁殖率低、成本高和假冒标签等挑战。转向外来鹦鹉物种是可行路径，这些物种易繁殖、价格竞争力强，且逃逸后入侵风险低（Carrete & Tella, 2008, 2015）。但需警惕人工饲养鹦鹉传播疾病的风险，如喙羽病病毒（beak and feathers disease virus）、禽多瘤病毒（avian polyomavirus）、禽博纳病毒（avian bornavirus）和鹦鹉热衣原体（Chlamydiophila psittaci），这些病原体可能传播至野生种群。

结论：生态功能恢复的综合价值

哥斯达黎加的成功保护实践表明，仅聚焦栖息地保护不足以应对盗猎威胁。恢复鹦鹉种群不仅保护标志性物种，更重建关键生态功能：鹦鹉提供独特的种子传播服务，这是其他物种难以替代的（Blanco et al., 2016, 2021）。通过综合策略解决栖息地丧失和盗猎双重威胁，才能真正确保这些热带生态系统关键组分的长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