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基于公共资源的分散式规划实现绿色数字化转型

《Globalizations》：Green-digital transition through commons-based decentralized planning

绿色数字化转型依赖市场机制，但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制约，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基于公地政治经济学与分散规划的替代框架，通过cyber-physical systems（CPS）协调多尺度资源分配，消除货币中介和强制劳动，构建生态优先、民主决策的可持续社会再生产模式。

　　绿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它涉及环境保护与技术进步的结合，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可持续发展。然而，这一转型过程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联盟（EU）的实践中，主要依赖于市场机制，而这种机制往往以大型科技和能源公司为核心，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增长逻辑。本文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即基于公共资源（commons）的规划模式，结合去中心化决策和非强制性劳动，以实现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组织形式。

### 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兼容性

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本质上与环境可持续性存在根本冲突。从理论上看，资本主义依赖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模式要求不断扩张，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对劳动的剥削。正如研究者De Vries、Malm和Pineault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依赖于对物质资源的消耗，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这导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循环面临崩溃的风险。例如，Pineault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每年提取和流通的物质量已经接近或超过地球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在相同时间内的生物量产出，这种不可持续的物质流动模式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也使得劳动成为一种必须的、被剥削的资源。根据价值形式理论，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核心要素，而这种价值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货币和资本的形成。因此，劳动不仅被商品化，还被转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生产关系，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环境破坏。这种模式下的“绿色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承诺，它未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系统性破坏问题。

### 数字化与商品化的关系

数字化进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往往被用作一种新的商品化手段。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其处理和利用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例如，Nardelli指出，数字数据与物理过程紧密相连，无论是对能源流的监测，还是对生产过程的优化，数据都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这种数据处理过程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不可避免地与价值形式和货币机制相联系，从而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环境负担的加剧。

与此同时，数据的积累和处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例如，数据被用来预测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甚至作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区块链等技术中，数据的处理可能涉及虚拟资产的创造，而这些资产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却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这种现象表明，数字化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也是资本主义商品化逻辑的延伸。

### 一种替代性的规划模式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这种模式旨在通过去中心化的协调机制，实现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的双重目标。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生产活动不再是获取社会财富的强制手段，而是基于自我决定和自愿参与的活动。通过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网络物理系统（CPS）**，可以实现对社会生产与分配过程的协调，从而满足生态和民主的要求。

网络物理系统能够支持不同规模的协调，无论是个体层面的资源分配，还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管理。这种系统可以将物理资源（如能源、交通）与数字信息（如需求预测、资源调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灵活、更高效的协调机制。例如，在能源领域，网络物理系统可以被用来管理“能源包”（energy packets），以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交通系统中，CPS可以优化运输路径，减少碳排放，同时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

### 规划的四个核心原则

为了实现这种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本文提出了四个核心原则：

1. **将生态可持续性作为首要目标**：在所有规划决策中，必须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意味着，任何生产活动都应以减少环境影响为前提，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2. **非强制性劳动**：劳动不再是获取社会财富的必要条件，而是基于个体意愿和能力的自愿参与。这种模式能够减少对劳动者的剥削，同时提升社会整体的公平性。

3. **动态与民主的决策机制**：规划过程应建立在广泛的民主讨论和协商基础上，确保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被纳入决策体系。这种机制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优化，还包括对社会价值的再定义。

4. **多层次的规划干预**：规划应在不同规模上实施，包括微观（个体和社区）、中观（地区和行业）和宏观（国家和国际）层面。这种多层次的干预能够确保规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促进社会整体的转型。

### 一种具体的规划工具：I-EPOS

为了支持这种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本文提出了一种名为**I-EPOS（Iterative Economic Planning and Optimized Selections）**的算法。I-EPOS能够处理大规模的资源分配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需求预测和自上而下的资源调度，实现最优的协调。它能够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进行应用，例如在交通、能源和食品分配等领域。

I-EPOS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它不仅可以处理复杂的、多维度的资源分配问题，还可以适应不同规模的共同体需求。例如，在一个小型社区中，I-EPOS可以用于优化共享资源的使用，而在一个更大的区域中，它可以协调多个共同体之间的资源流动。此外，I-EPOS能够在不依赖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然而，I-EPOS并非万能的解决方案。它只是实现规划目标的一个工具，其应用必须建立在社会政治基础之上。也就是说，I-EPOS能够帮助集体进行资源分配，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社会的组织形式。因此，社会必须通过民主协商和集体决策，确保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 实验性应用与社会转型的路径

本文通过四个**思想实验**来说明这种规划模式的可行性。第一个实验探讨了个体在群体中的角色，强调个体能力的多样化和自我决定的重要性。第二个实验关注群体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如何通过数字工具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任务分配。第三个实验则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说明如何通过网络物理系统优化资源分配，以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第四个实验聚焦于工业生产，提出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数字技术进行生产调度，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些思想实验表明，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设想，而是可以通过实验性应用逐步实现的。例如，一些现有的社区组织已经尝试通过共享资源和集体决策的方式，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这些实验虽然规模较小，但它们展示了未来社会转型的可能性。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提升，这些实验可以被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甚至成为推动全球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 未来的可能性与挑战

尽管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其实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这种模式需要对现有的市场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这涉及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形式的重新构建。其次，技术工具的应用必须与社会价值的重新定义相结合，否则可能会沦为一种新的技术官僚主义形式。例如，I-EPOS虽然能够优化资源分配，但如果缺乏民主参与和政治决策，它可能会被用于强化现有的权力结构，而不是推动社会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此外，这种模式的推广需要依赖于广泛的教育和意识提升。人们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公共资源和去中心化规划的价值。这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包括学校、社区和媒体等。只有当社会成员普遍接受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时，基于公共资源的规划模式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 结论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现有的绿色数字化转型方案未能有效解决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性问题，因为它们仍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相反，基于公共资源的去中心化规划模式，结合网络物理系统和民主决策机制，能够为实现真正的绿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行的路径。这种模式不仅能够优化资源分配，还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合作。

虽然这种模式的全面实施可能还需要时间，但通过实验性应用和逐步推广，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不同规模上的可行性。未来的社会转型可能需要在多个层面进行尝试，从个体和社区的层面开始，逐步扩展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加公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