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而简单”的国家的遗产：森林转型、城市绿化，以及将树木视为民主化工具的谬论

《LHB》：Legacies of a “great simple country” forest transitions, urban greening, and the fallacy of trees as a tool of democratisation

本文分析美国东北部城市树木与绿色空间的历史演变，揭示其如何受种族资本主义、土地治理及审美规范影响，指出绿化常复制历史不平等，需通过社区赋权与结构性改革实现包容性生态治理。

　　本文探讨了美国东北部城市中树木和绿地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及其演变。长期以来，城市被视为森林变迁的对立面，其森林历史常常被忽视。然而，随着对城市生态治理的关注增加，城市森林正逐渐被重新认识为土地变化中的关键因素，模糊了城乡界限。城市森林不仅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更与社会、文化、政治因素紧密相连，其分布、管理、组成、结构以及象征意义都受到种族化土地使用、治理模式和不断变化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尤其是乡村美学规范。

研究从19世纪的森林变迁和早期城市绿化运动开始，分析了这些历史如何塑造了当代城市绿化政策。文章指出，城市绿化并非孤立的环境工程，而是嵌入了种族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在这一框架下，资本主义与种族化价值、劳动和土地使用紧密交织，导致某些群体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土地和环境资源之外。城市绿化作为政治干预的一部分，常常与资本积累和剥夺过程相联系，使得绿化项目在表面上看似有益，实则加剧了某些区域的边缘化。

19世纪末，随着城市形态的迅速变化，树木逐渐被重新定位为城市治理的工具。起初，树木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障碍，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树木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如改善公共卫生、塑造城市形象和促进社会和谐。这一转变在19世纪的美国尤为明显，尤其是在公园设计和街道绿化方面，树木成为一种“技术性干预”，用来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社会价值。

然而，这种绿化模式并非无差别地惠及所有城市居民。许多城市公园和绿化项目主要服务于中产阶级和白人群体，而少数族裔社区则常常被排除在外。例如，纽约的中央公园在建设过程中，直接导致了塞纳村的搬迁，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城市绿化如何服务于精英阶层，并在过程中强化了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公园不仅被设计成一个象征秩序和文明的空间，同时也成为一种控制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

进入20世纪，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流动，城市绿化面临新的挑战。城市收缩和基础设施的废弃使得绿化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在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社区中。这些社区往往缺乏资源和政策支持，而城市绿化项目则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等。一些研究指出，绿化投资往往集中在高收入或政治影响力较大的地区，而低收入社区则被边缘化，即使这些社区的树木覆盖率较低，也往往被忽视。

当前的城市绿化项目，尽管强调公平和可持续性，但其背后仍然潜藏着种族资本主义的逻辑。许多绿化项目通过引入特定树种，强化了对“自然”和“秩序”的特定理解，这种理解往往与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相契合。例如，一些城市倾向于种植象征性的树种，如橡树、榆树等，而忽视了那些在城市边缘地带自然生长的树种，如“天堂树”和“紫叶李”。这些被忽视的树种虽然在生态上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在政策和实践中却被视为“入侵者”或“不适宜的植被”。

城市绿化不仅影响生态景观，还深刻地塑造了社会空间的结构和居民对环境的认知。某些绿化项目，如“恰到好处的绿色”（Just Green Enough）和社区土地信托（Community Land Trusts），试图通过赋予社区更多的控制权来改变这一现状。这些项目强调居民的参与和社区主导的绿化实践，旨在打破传统绿化模式中对资本和精英的依赖。然而，即使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条件，它们仍然面临结构性的限制，例如缺乏持续的公共投资和对社区需求的真正回应。

此外，城市绿化还与居民的情感和文化联系密切相关。在一些城市，居民通过社区花园、食物森林等方式，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具有文化和生态价值的场所。这些自发的绿化实践不仅体现了居民对土地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在面对城市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然而，这些非规范性的绿化形式往往被主流政策和规划所忽视，被视为缺乏秩序和美学价值。

本文的结论强调，城市绿化不仅仅是技术或生态问题，更是社会和政治过程的体现。在种族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绿化项目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谁掌握资源和权力。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绿化，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历史和结构因素，并在政策和实践中采取更加包容和多元的视角。未来的城市绿化研究应更加关注社区的声音和需求，以及非传统绿化形式的价值，从而推动更广泛的生态正义和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