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看，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研究中存在的环境正义差距

《Biological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justice gaps in human-wildlife conflict research from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HWC）研究多聚焦生态维度，本文通过系统回顾85项SES视角的HWC研究，揭示其环境正义维度（分配、程序、承认）的融入不足。研究发现：58%研究集中于哺乳动物，54%涉及人类活动引发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利益冲突，但仅16项研究（19%）在决策中纳入社区参与，且承认正义层面社区多处于咨询地位。研究强调需通过参与式研究整合多元知识系统，特别是弥补对爬行动物/两栖类（占研究0%）及节肢动物（9%）的忽视，以及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边缘群体参与不足。

　　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HWCs）正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复杂且引人关注的问题。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持续影响，越来越多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导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产生摩擦。这种冲突不仅涉及生态层面的挑战，还常常引发社会紧张关系和环境不公。尽管近年来，社会-生态学系统（SES）视角被广泛应用于理解HWCs的动态变化，但如何在这一研究框架下融入环境正义的理念，仍然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通过对85篇使用SES视角分析HWCs的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探讨了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环境正义的三个核心维度：分配正义、程序正义和认同正义。我们的分析揭示了当前研究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在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的背景下，社会-生态学系统视角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视角不仅关注生态系统的状态和变化，还重视人类社会的结构、行为和价值观如何影响这些变化。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方法，研究人员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冲突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策略。然而，尽管SES视角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目前的研究仍然未能充分考虑环境正义的多方面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哺乳动物（占58%），而其中，因人类活动影响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的人类-人类冲突是被研究最多的类别（占54%）。这反映出当前研究在物种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偏向，尤其是对哺乳动物的偏好，可能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以及公众对它们的关注度有关。

在这些研究中，地方社区被频繁提及，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主要受害者。然而，他们的参与程度大多仅限于咨询，很少有机会与研究人员共同制定研究方案或分享研究成果。这种现象表明，尽管地方社区在冲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他们在研究和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仍然有限。同时，我们发现，那些因冲突而遭受资源和生计损失的社会群体，并不总是那些在决策过程中被充分代表的群体。这揭示了HWCs研究中存在的一种显著的不匹配现象，即资源的损失者与决策者并不一致。

分配正义关注的是资源、成本和收益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文章中提到的地方社区是冲突中资源分配最受影响的群体，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而农民、牧民和牧场主则主要被描述为资源的损失者。相反，管理者、地方研究人员和环保组织则更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成为冲突管理的主要参与者。这说明，在HWCs的研究和管理中，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即那些最直接受影响的群体往往缺乏在决策中的代表性。程序正义则关注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即不同社会群体在冲突管理中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我们的分析表明，尽管管理者和环保组织在决策过程中被频繁提及，但地方社区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主要停留在咨询阶段，缺乏真正的合作与互动。

认同正义则强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价值观和知识的尊重与认可。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文章中提到的认同正义涉及的群体主要是管理者和地方社区，而较少涉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群体，如原住民。尽管某些研究开始关注原住民的知识和文化价值，但整体而言，他们仍然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可能源于传统研究方法对西方科学范式的依赖，忽视了非主流知识体系的价值。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将原住民的知识纳入研究和决策过程，对于实现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冲突管理至关重要。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HWCs的研究在地理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偏向。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而欧洲和北美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这些地区的生态多样性、研究资源以及对环境正义的关注度有关。此外，HWCs的研究在物种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偏向，如哺乳动物和鸟类被频繁提及，而两栖动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则较少受到关注。这种偏向可能导致对某些物种及其与人类互动方式的忽视，进而影响对环境正义的全面理解。

在分析不同类型的HWCs时，我们发现人类-人类冲突是最常见的类型，而这些冲突往往与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种群和栖息地的影响有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关于人类-野生动物冲突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那些涉及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基础设施、安全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的研究。这表明，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人类如何影响野生动物，而不是野生动物如何影响人类。这种研究方向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对某些冲突类型的忽视，尤其是那些与野生动物的直接互动有关的冲突。

在探讨环境正义与HWCs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尽管环境正义框架在某些研究中被应用，但其在整体研究中的普及程度仍然有限。仅有两篇文献明确使用了环境正义框架来分析HWCs，这表明在这一领域，环境正义的视角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然而，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治理的关注增加，环境正义在HWCs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了公平和包容性治理的重要性，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也明确提出了需要通过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来实现公平的生物多样性管理。

此外，我们的研究还指出，HWCs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例如，通过社会-生态学系统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规范的变化如何影响冲突的动态发展。同时，环境正义框架可以帮助识别和解决冲突背后的权力不平等现象，促进更加公平和有效的治理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合作，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生态学之间的融合。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HWCs的多维性质，并为制定更加公平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在方法论上，我们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们主要依赖Scopus数据库，这可能排除了一些发表在区域期刊或非主流学术出版物上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关注原住民视角或地方社区经验的研究。其次，我们对认同正义的评估主要基于研究过程中社会群体的参与程度，而未能深入探讨更深层次的互动和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在环境正义的框架下，更全面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影响冲突的管理和解决。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当前HWCs研究中存在的多个方面的问题，包括物种选择的偏向、地理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对环境正义的重视不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研究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也可能导致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忽视，进而影响到冲突管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因此，未来的HWCs研究需要更加注重环境正义的视角，推动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生态治理。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HWCs的复杂性，还可以为制定更加公正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