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湿地复合体有助于增加大卢姆比尼地区受威胁的大型水鸟的数量

《Ecological Frontiers》：Farmland-wetland complexes enhance the occurrence of threatened large waterbirds in the Greater Lumbini Area

水鸟栖息地利用研究揭示农田和湿地对四种濒危水鸟（印度杉鹳、小鹗、红鹮和黑颈鹤）的栖息重要性，其中农田面积显著提升除黑颈鹤外的所有物种占有率，但建成区扩张可能威胁其适应能力。建议保护季节性水源地并加强跨区域生态网络建设。

　　水鸟种群在全球范围内正面临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与湿地退化和丧失、农药使用、城市化以及狩猎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在南亚地区，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国家，传统农业实践和湿地环境仍然为大型水鸟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这些关键的生态资源正逐渐被侵蚀，威胁着水鸟的生存。特别是在夏季，湿地面临干涸的风险，而大部分农田也处于休耕状态，这使得水鸟的栖息地更加有限。因此，对水鸟的栖息地使用和种群动态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至关重要。

在尼泊尔的更大卢宾尼地区（Greater Lumbini Area, GLA），本研究聚焦于四种共存的大型受威胁水鸟：萨arus 鹤（Grus antigone）、小 adjutant（Leptoptilos javanicus）、亚洲 openbill（Anastomus oscitans）以及亚洲 woollyneck（Ciconia episcopus）。这些物种在该地区的农田-湿地景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的栖息地选择与土地利用模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研究采用道路计数调查方法，对93个5×5公里网格内的水鸟进行了观测，并分析了它们的占用率和检测率与土地利用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水鸟对栖息地的偏好差异，同时也强调了农业景观在水鸟保护中的潜在价值。

研究发现，萨arus 鹤的检测率最高，而小 adjutant 的占用率则最高。相比之下，亚洲 woollyneck 的占用率和检测率最低。这一结果表明，不同物种对栖息地的适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萨arus 鹤主要依赖湿地和农田，其占用率与湿地面积和农田面积呈正相关。然而，对于小 adjutant 和亚洲 openbill 来说，湿地和农田的面积虽然对它们的占用率有正面影响，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而亚洲 woollyneck 的占用率和检测率则与这些土地利用类型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可能意味着，某些水鸟物种已经适应了更加多样化或复杂的栖息环境，而另一些则对特定的生态条件更为敏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湿地和农田对水鸟的占用具有重要影响，但建制区（如城市和道路）的扩张似乎对某些物种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萨arus 鹤的占用率与建制区面积呈正相关，这可能反映了其对人类活动的某种适应能力。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剧，这种适应可能并不足以弥补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反而可能导致更多的生态压力。因此，如何在农业景观和城市化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水鸟保护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研究还强调了湿地在夏季对水鸟的重要性。在这一季节，湿地面积缩小，而农田则处于休耕状态，这使得湿地成为水鸟生存的关键区域。Jagdishpur 水库/卢宾尼农田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区域（IBA）被证实是这些水鸟的主要栖息地。该区域不仅为水鸟提供了必要的水源，还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适宜的繁殖环境。因此，保护这一区域的湿地生态系统，对于维持水鸟种群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农田面积对所有水鸟的占用率均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农业景观在水鸟的生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农田可能被视为对鸟类的威胁，但在特定的管理条件下，农田可以成为水鸟的重要栖息地。例如，通过合理规划灌溉系统，保持农田中的水体，可以为水鸟提供稳定的水源和食物来源。同时，农田中的植物多样性、昆虫种群以及小型动物的存在，也为水鸟提供了丰富的觅食机会。因此，生态友好的农田管理策略，对于水鸟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田-湿地景观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干扰。道路网络的扩展不仅改变了水鸟的栖息环境，还可能影响它们的迁徙路径和觅食行为。此外，建制区的扩张可能导致湿地的进一步退化，减少水鸟可利用的自然栖息地。因此，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现有的湿地资源，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的结果为水鸟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首先，它揭示了不同水鸟物种在农田-湿地景观中的占用偏好，这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例如，针对萨arus 鹤，应加强湿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以确保其在夏季有足够的栖息空间和食物来源。而对于小 adjutant 和亚洲 openbill，则需要关注农田的生态功能，通过改善农田结构和管理方式，提升其对水鸟的吸引力。至于亚洲 woollyneck，由于其占用率和检测率最低，可能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保护措施，例如增加其栖息地的连通性，或通过人工干预提升其生存条件。

其次，本研究强调了农田-湿地景观的整体保护价值。尽管农田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对鸟类的威胁，但通过科学管理，农田可以成为水鸟的重要栖息地。因此，未来的保护工作应更加注重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辅相成。同时，应加强社区参与，提高当地居民对水鸟保护的认识，鼓励他们采取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减少对湿地的破坏。

最后，本研究也指出了当前水鸟保护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尽管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展了水鸟的研究，但对农田-湿地景观的综合评估仍然有限。特别是在尼泊尔的更大卢宾尼地区，由于该区域不属于国家的保护地体系，且面临快速的城市化压力，水鸟的保护工作亟需加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这些区域的生态变化，探索更有效的保护方法，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对四种大型水鸟的占用和检测率进行分析，揭示了它们在农田-湿地景观中的生存策略和生态需求。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水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也为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未来的保护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农业景观的生态功能，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同时加强社区参与和政策支持，以确保这些受威胁水鸟的生存环境得到有效维护。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水鸟物种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它们的影响，从而为全球水鸟保护提供更加全面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