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对加拿大、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中基于优势的饮用水政策进行的范围审查

《Environmental Reviews》：A scoping review of strengths-based drinking water policies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原住民社区因殖民历史面临饮水安全困境。本文通过优势导向方法，综述了2000-2024年间34份政策文件，提炼出成功政策的三大维度：1）以社区参与、文化认同和自决为核心的治理模式；2）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融合的解决方案；3）跨部门协作与资金保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可持续性取决于信任构建、文化敏感性及地方能力培养，特别强调避免殖民治理思维，需建立迭代式政策评估体系。

　　在全球范围内，原住民群体面临着由于殖民历史带来的系统性不公和边缘化问题。这种不公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利的剥夺上，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饮用水安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的原住民社区都经历了因殖民统治而导致的水资源获取困难。然而，当前关于原住民饮用水政策的研究大多采用一种“缺陷视角”，即关注原住民社区在哪些方面“缺乏”资源或能力。这种视角往往强化了负面循环，导致依赖性增加，并且使得政策干预缺乏可持续性和广泛适用性。因此，本研究采取了一种基于优势的视角，探讨了这些国家中成功实施的原住民饮用水政策案例，以揭示如何通过尊重和利用原住民社区内部的资源与知识，实现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

原住民群体的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是显著的。据估计，有3亿至4亿的原住民，代表着超过5000个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独特的身份、文化、语言和信仰。尽管原住民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普遍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这些挑战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历史。在这些国家中，原住民往往被边缘化，失去了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控制权，导致他们在社会和经济层面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边缘化状态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能力。在一些国家，原住民社区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饮用水安全保障，例如在澳大利亚，有至少500个原住民社区缺乏定期的水质检测，导致他们饮用含有高浓度砷、氟化物、铀或硝酸盐的水。而在加拿大，截至2024年6月，有30个原住民社区仍然处于“煮水警告”状态，部分警告已经持续多年。新西兰的Ngāi Tahu部落因邻近的奶牛牧场污染了河流，导致水资源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的原住民家庭比白人家庭更有可能没有室内管道或持续的自来水供应，迫使许多家庭不得不从公共井中长途取水。

尽管政策改革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原住民群体仍然面临系统性的障碍，难以获得公平的水资源。然而，原住民群体展现了极大的韧性，他们不仅在应对这些挑战，还在推动政策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灰文献的分析，揭示了原住民社区在饮用水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并指出这些经验可以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基于优势的方法，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的原住民饮用水政策进行了系统性回顾。研究涵盖了从2000年到2024年期间发布的灰文献，包括政府出版物、政策简报、政策评估报告和博士论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筛选和分析，研究识别了衡量原住民饮用水政策成功的方法，以及这些政策中常见的成功要素，还探讨了影响政策成功实施的外部因素。

研究发现，成功的原住民饮用水政策通常具有几个关键特征。首先，政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对原住民社区内部资源和知识的利用。这包括传统知识体系、文化实践和社区参与。在新西兰，Māori社区的政策制定强调了传统价值观和知识的整合，如“Te Mana o Te Wai”（水的尊严）和“Ki Uta ki Tai”（土地与海洋的联系），这些理念被纳入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管理框架中。在澳大利亚，政府承认原住民对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的长期管理权，并在相关政策中强调与原住民社区的合作。在加拿大，一些政策通过增加本地认证操作员的数量、制定维护和管理计划、以及开展社区教育和意识提升项目，来增强原住民社区的自主管理能力。而在美国，一些政策则通过培训原住民青年，使他们能够参与水质量监测和维护工作，从而建立未来的社区骨干力量。

其次，成功的政策往往依赖于跨社区和跨利益相关方的协作。这种合作不仅仅是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互动，还包括与非原住民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沟通与合作。有效的协作需要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互信和共同责任，并通过清晰的领导和共同的愿景来统一不同群体的行动方向。例如，在加拿大，一些政策强调通过“巡回培训计划”来提升本地原住民社区的水资源管理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保持主动性和自主性。

第三，政策的成功往往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政策窗口期（即有利于推动政策变革的时机）在某些情况下起到了关键作用。2000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Walkerton饮用水污染事件就为后续的政策改革提供了契机，促使政府重新审视饮用水安全和质量的管理方式。此外，一些国家的政策成功也得益于与原住民的先前协议。例如，在新西兰，1840年的《怀唐伊条约》为原住民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参与提供了法律基础。而在澳大利亚，2017年的《雅拉河保护法案》和2019年的《水资源与流域修正法案》则明确要求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考虑原住民的文化价值观。

然而，这些成功经验的实现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信任的缺失是影响政策合作的重要障碍。许多原住民社区对政府的管理方式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是对资源控制的尝试，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此外，不同文化对水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原住民往往将水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而西方政府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可被利用的资源。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误解和不协调。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水资源管理政策时，必须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并通过长期的合作和对话来建立信任。

研究还强调了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能力建设不仅仅是提供资金和基础设施，更是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原住民社区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例如，在加拿大，一些政策通过培训本地的原住民水管理工作者，使他们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维护水基础设施、提供紧急支持，并将知识传递给社区领袖和管理机构。这种能力建设不仅有助于政策的长期实施，还能够增强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减少对外部援助的依赖。

此外，研究指出，政策制定应避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根据具体社区的需求和文化背景进行调整。原住民社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考虑到这些差异，并在不同地区采取相应的策略。例如，在新西兰，一些政策强调在不同Māori部落（iwi）和族群（hapū）之间建立差异化的合作机制，以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

研究还提到，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具备前瞻性思维，主动寻找能够推动政策变革的机会。例如，在加拿大，由于《安全饮用水政策》（Safe Drinking Water for First Nations Act）的废除，目前尚无正式的政策框架来监管原住民社区的饮用水质量。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利用当前的政策窗口，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推动新的政策框架的建立。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政策空白，还能够为未来的水资源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最后，研究强调了原住民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政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外部支持，更取决于原住民社区自身的参与和领导。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将原住民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通过建立长期的、互利的伙伴关系，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原住民的需求，并确保政策的实施能够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原住民饮用水政策的回顾，揭示了成功的政策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对原住民社区内部资源和知识的尊重与利用；跨社区和跨利益相关方的协作；政策的可持续性和能力建设；以及对政策窗口期的积极把握。这些经验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强调了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原住民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通过采取基于优势的视角，政策制定者可以更有效地推动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实施，从而实现更公平、可持续和文化敏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