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肿瘤学职业发展中的性别差异与挑战：基于JSMO和JSCO全国调查的深度解析

本研究基于日本医学肿瘤学会（JSMO）与日本临床肿瘤学会（JSCO）联合调查，系统揭示了女性肿瘤学者在职业晋升、工作生活平衡及育儿责任中面临的显著性别不平等。多变量分析显示性别与年龄是职业壁垒的关键预测因子（P<0.0001），呼吁通过任务分担（task shifting）、导师制度（mentorship）及包容性政策推动系统性改革。

　　

研究背景

日本在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中位列156个国家中的第118名，是G7国家中排名最低的，也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表现最差的国家。全球若要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按目前进度预计还需134年。与此同时，日本面临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自1990年代以来显著减少，而需要医疗照护的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因此，构建一个能让女性医生充分发挥才能的医疗体系与社会环境变得愈发迫切。

截至2020年底，日本医生总人数中，男性占77.2%（262 077人），女性仅占22.8%（77 546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健康统计显示，日本女性医生比例（21.1%）较其他G7国家低10个百分点以上。不过，自2002年以来，日本女性医生数量持续增长，年轻一代中医生的性别比例更为均衡。在≤29岁的医生中，女性占比达36.3%，30-39岁为31.2%，40-49岁为28.3%，50-59岁则降至18.8%。肿瘤内科领域女性医生的比例也呈现类似上升趋势。

为深入探究日本肿瘤学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与性别相关挑战，本研究借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女性肿瘤学委员会（W4O）于2013年和2016年开展的问卷调查，对日本医学肿瘤学会（JSMO）和日本临床肿瘤学会（JSCO）的会员进行了全国性调研。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包括四个部分：人口学与职业环境、职业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个人选择对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职场中职业晋升的挑战。考虑到性别议题在日本的社会认知度与西方存在差异，团队对ESMO W4O原问卷进行了文化适配性修订。例如，增加了有关婚姻状况、结婚时间、生育决策及育儿时间等题项，以更准确捕捉日本的性别现实。相反，由于男性肿瘤医生极少申请育儿休假，原问卷中涉及育儿假的题项被删除。

此外，结合日本社会现状，在“职业晋升障碍”部分添加了“缺乏临床研究或基础研究的时间与场所”以及“需照护年老家人”的选项，同时删去了“薪资较低导致经济约束”的题项。

2024年10月，该调查以在线形式发放给JSMO（n=8885）与JSCO（n=18033）的所有会员。若会员同时属于两个学会，则会收到两封邀请邮件。所有回复均为匿名处理。

在统计分析方面，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性别及其他特征对职业发展障碍的影响。P<0.05视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所有分析使用SPSS软件完成。

结果

分析人群特征

共回收619份问卷，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612份，所有受访者均明确了性别。其中女性291人（47.5%），男性321人（52.5%）；58.9%的受访者年龄在50岁以下，最大的年龄组为41–50岁（占37.7%）。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医生（81.7%），包括肿瘤内科、肿瘤外科及放射肿瘤科医生；药师占9.3%，护士占4.1%。

在工作机构类型方面，35.9%的受访者就职于大学医院，23.2%在国立或公立医院，18.6%在私立医院，13.9%在癌症中心。地域分布上，39.5%的受访者在关东地区（包括东京）工作，19.0%在近畿地区（包括大阪府），15.7%在中部地区（包括爱知县）。

婚姻与育儿状况呈现明显性别差异：总受访者中80.2%已婚，其中女性已婚比例为64.6%，男性高达94.4%；71.4%的受访者有子女，女性有子女者占53.6%，男性为87.5%。在有子女的群体中，34.0%的女性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4%（P<0.0001）。此外，59.0%的女性与配偶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而男性中与配偶共同育儿者占27.4%，有68.0%的男性其配偶是主要照顾者。非常少受访者使用保姆照料子女，即便在女性中，该比例也仅为0.6%。

职业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数据分析显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业发展更显著地影响其婚姻状况、是否生育、结婚与生育的时间安排以及投入育儿的时间（所有比较P<0.0001）。尤其是在与子女相关的议题上，性别差异极为突出。然而，在职业对家庭（指父母和兄弟姐妹）、朋友、兴趣爱好或休闲活动的影响上，男女之间未见显著差异。

个人选择对职业发展的影响

女性因居住地选择、婚姻、生育、分娩、育儿以及减少工作时间等个人选择而受到的职业影响远大于男性（所有题项P<0.0001）。特别是育儿和减少工作时间对女性职业的影响极为显著：超过40%的女性受访者认为这些因素对其职业产生“极大”或“相当大”影响，而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

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育有子女的女性中，身为孩子主要照顾者的人，其个人选择对职业的冲击远大于与配偶共同育儿者。例如，在“是否生育”这一选择上，主要照顾者中有58.5%认为对职业影响“极大”或“相当大”，共同育儿者中该比例为27.2%；在“减少工作时间”方面，主要照顾者中认为影响“极大”的比例甚至高于其他选项。

职业晋升的挑战

总体而言，51.8%的肿瘤学专业人员认为存在职业晋升的壁垒。女性中这一比例显著高于男性（66.4% vs. 40.6%，P<0.0001）。男女共同面临的最大障碍包括：难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女性33.6%，男性22.6%）、缺乏临床研究的时间或场所（女性24.9%，男性18.4%）以及育儿负担导致时间不足（女性17.5%，男性10.6%）。

此外，18.9%的女性感到“男性常被视为天生的领导者，而女性多被看作团队成员或支持者”，18.4%的女性认为存在因家庭与家务责任观念而导致的文化性别偏见。

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和工作地区是影响职业晋升障碍的显著因素；多因素分析进一步确认年龄与性别仍是显著预测因子（P<0.0001）。由于年龄在多因素分析中仍具显著性，团队还比较了不同年龄组在个人选择对职业影响方面的差异，发现年轻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生育、分娩、育儿及减少工作时间对职业有“极大”或“相当大”影响，这与性别差异明显的题项一致，表明年轻女性因个人选择而面临的职业发展阻力更大。

讨论

本研究深刻揭示了日本肿瘤学专业人员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工作与生活平衡、职业晋升机会及社会期望方面，女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研究结果与ESMO W4O之前的调查趋势一致，但日本的性别差异程度更为严重。例如，在生育对职业的影响上，37.8%的日本女性认为影响“极大”或“相当大”，而日本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9.2%。作为对比，ESMO W4O调查中，45.4%的女性和21.9%的男性持相同看法。可见，日本男女之间的差距远高于国际水平。

这种差异部分源于文化背景：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日本在男性气质维度上得分高达95，表明这是一个强调成就、竞争与性别角色分工明确的社会，女性通常被期望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此外，日本男性投入家务和育儿等无薪工作的时间远少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减轻了其职业发展所受影响。

日本医生普遍工作时间较长：据报道，41%的男性医生和28%的女性医生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这种高强度工作文化可能是本研究中超过40%女性认为“减少工作时间”对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自2024年4月起，日本开始推行医生工作方式改革，未来情况或许有所改善，但目前改革时间较短，其真实效果尚待评估。

为缓解这些不平等，需从多方面入手：推动工作方式改革与任务分担（task shifting），增加女性获得导师指导与领导力培训的机会，并通过性别敏感培训与组织政策消除无意识偏见。ESMO通过发起W4O委员会并定期开展调查与会议，有效促进了肿瘤学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包容，日本也应采取类似措施作为起点。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首先，问卷基于ESMO W4O调查进行文化修订，未在日本经过正式验证；其次，数据为自评式填写，且回复率较低，可能存在应答偏差。例如，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男性更可能参与调查，从而导致结果差异被高估。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研究仍为理解日本肿瘤学领域的性别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医疗机构、专业学会如JSMO与JSCO以及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推动性别平等，支持女性肿瘤学家的专业成长。构建更公平、包容的医疗环境，最终将使患者和从业者共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