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引导式自助认知行为疗法（Web-Based Guided Self-Hel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对暴食症患者的治疗效果中，预测辍疗（Dropout）、治疗结果（Outcome）及复发（Relapse）的因素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Predictors of Dropout, Outcome, and Relapse in Web-Based Guided Self-Help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Enhanced Among Patients With Binge-Eating Disorder

基于在线增强认知行为疗法（GSH-CBT-E）的研究显示，非荷兰 ethnicity、男性及较低教育水平是治疗辍学的预测因素，而共病心理问题仅影响短期治疗效果（基线至治疗结束），但不增加复发风险。12周随访显示所有患者治疗效果相当。建议针对文化背景、性别和教育水平差异优化干预方案。

　　本研究探讨了网络化指导性自我帮助认知行为疗法增强版（GSH-CBT-E）在治疗暴食障碍（BED）患者时，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治疗脱落、治疗效果和复发。暴食障碍是一种常见的进食障碍，与显著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相关。然而，由于资源有限和疫情期间等待时间的延长，患者获得有效治疗的机会仍然不足。研究发现，及时接受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但目前关于哪些患者特征能够预测治疗反应、复发或脱落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因此，识别这些预测因素对于提高治疗的个性化和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方法部分，研究采用了一种随机对照试验设计，评估了GSH-CBT-E的疗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治疗脱落、治疗效果和复发的预测因素。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GSH-CBT-E组或延迟治疗对照组。研究中使用了多种测量工具，包括EDE（进食障碍检查）和EDE-Q（进食障碍检查问卷）来评估进食障碍的严重程度和治疗前后的变化。此外，研究还测量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和共病心理病理情况。数据收集在治疗开始、结束以及12周随访时进行。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脱落主要与非荷兰裔、男性和较低教育水平有关。非荷兰裔患者，尤其是来自土耳其或摩洛哥的参与者，更容易脱落。这可能与语言障碍、对治疗的期望差异以及医疗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关。此外，男性患者脱落率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社会对进食障碍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即进食障碍被视为女性疾病，从而导致男性患者感到羞耻和排斥，影响其参与治疗的积极性。较低的教育水平也可能与治疗脱落相关，因为认知行为疗法通常需要较高的阅读能力和数字技能，这对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可能构成挑战。

在治疗效果方面，研究发现共病心理病理对治疗效果有负面影响，但在随访时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表明，尽管初始进展可能较慢，但共病心理病理的患者在治疗后仍能获得类似的改善。此外，治疗前的暴食频率和身体形象担忧（如体型和体重担忧）并未显著预测治疗效果。这可能与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有关，即EDE-Q的全球评分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其内部一致性在某些方面不足，影响了其预测能力。

关于复发的预测因素，研究未发现任何显著的预测变量。这可能与研究样本中复发率较低有关，仅有10%的患者出现复发，因此数据不够平衡，难以得出可靠结论。此外，治疗过程中缺乏对患者情绪变化和生活事件的持续监测，可能影响了对复发的准确预测。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较小，以及随访时间较短，仅限于12周，未能评估长期治疗效果的预测因素。此外，部分患者的心理病理诊断是基于既有的心理评估报告，而非结构化临床访谈，这可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研究还建议未来应使用更可靠的测量工具，如身体形象问卷（Body Shape Questionnaire）或身体不适测试（Body Uneasiness Test），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总体而言，研究发现GSH-CBT-E对所有BED患者都有积极的治疗效果，无论其是否伴有其他心理问题。然而，非荷兰裔、男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患者更有可能脱落。因此，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应考虑对这些群体进行文化敏感的干预措施、性别适应性的内容设计以及针对低教育水平患者的简化材料，以提高治疗的参与度和效果。此外，研究建议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变量交互，这可能在未来的临床研究中提供更全面的预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