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蛇类肠道菌群结构与功能的食性驱动机制及抗生素抗性基因传播风险研究

本刊推荐：本研究通过宏基因组学方法，首次系统揭示了食性对四种蛇类（Jerdon's pitviper、Black-browed ratsnake、Chinese slug-eating snake、Chiwen keelback）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功能特征及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分布的深度影响。研究发现：软体动物食性蛇种展现最高微生物多样性；萤火虫/蚯蚓食性蛇种携带显著富集的ARGs；脊椎动物食性蛇种间菌群结构呈现趋同进化。该研究为爬行动物微生物生态学提供了关键数据，揭示了食性-菌群-ARGs的三角互作机制。

　　

1 引言

肠道菌群作为动物体内最重要的"微生物器官"，在宿主营养消化吸收（Ahern et al. 2014; Hooper et al. 2012）、个体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和生存适应中发挥关键作用（Hu et al. 2018; Rosshart et al. 2017）。系统发育关系和食性对肠道微生物组组成产生显著影响（Wu et al. 2022），其中食性作为关键的可变外源因素，驱动微生物组多样性和结构的短期波动（Leeming et al. 2019），而长期饮食模式比短期饮食摄入表现出更深远的影响（Hird et al. 2015）。特别是高蛋白、高脂肪的肉类饮食与肠道微生物组的显著改变密切相关（Johnson et al. 2019）。

蛇类具有超过4000种物种（Grundler and Rabosky 2021; Zhao 2006），表现出多样化的食性、广泛的分布范围和对不同栖息地的适应性。蛇类通过一次性吞食猎物并快速消化来补偿能量需求（Glaudas et al. 2019），其胃肠道生理学因卓越的耐饥饿能力而引人入胜——即使长期禁食也能维持较低代谢成本，并在摄食后迅速恢复消化吸收能力（Bury 2022; Enok et al. 2013; Holmberg et al. 2002）。先前对缅甸蟒（Python bivittatus）的研究发现，这些蛇的肠道微生物组在消化过程中发生变化，厚壁菌门（Firmicutes）的丰度和多样性显著增加（Costello et al. 2010）。这些菌门产生的酶在能量代谢中起关键作用，能够分解食物中的多种大分子，为宿主提供宝贵营养源（Fernandes et al. 2014; Zhao et al. 2018）。然而，关于蛇类食性与微生物组及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关系的研究仍然严重缺乏。

本研究利用宏基因组学方法研究了三种不同食性偏好的四种蛇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中国钝头蛇（Pareas chinensis，PC）以蜗牛和蛞蝓为食（Hoso 2017; Wang et al. 2020）；黑眉锦蛇（Elaphe taeniura，ET）捕食啮齿动物和鸟类（Zhao 2006）；螒吻颈槽蛇（Rhabdophis chiwen，RC）取食萤火虫和蚯蚓（Fukuda et al. 2022; Piao et al. 2020）；Jerdon's pitviper（Protobothrops jerdonii，PJ）以鸟类、小鼠和小型食虫哺乳动物为食（Zhao 2006）。这种实验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变异，有效解析了食性对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关键驱动作用。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与DNA提取

2022年夏季，在中国四川省采集了PC、RC和PJ标本，在山东省采集了ET标本。每个物种包含三个生物学重复，共12个样本。蛇类个体运输至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学实验室后，禁食确保猎物完全消化，随后实施安乐死并分别从大肠中提取肠道内容物。本研究经四川农业大学机构动物护理和使用委员会审查批准（批准号20210071），未使用濒危或受保护物种。肠道内容物立即转移到无菌收集管中，液氮速冻后保存于-80°C。

2.2 文库构建、宏基因组测序与质量控制

使用磁性土壤和粪便DNA试剂盒从约1克肠道内容物样本中提取DNA（Li et al. 2022），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AGE）和Qubit 2.0（Invitrogen, USA）检测纯度、完整性和浓度。高质量DNA样本随机片段化为约350bp片段，末端修复后连接包含条形码区域的适配器，最后进行PCR扩增。文库构建后使用Qubit 2.0进行初步定量，Agilent 2100（Agilent, USA）评估插入大小，qPCR精确量化有效浓度，Illumina PE150进行测序。原始测序数据经过质量控制，去除低质量碱基、含N碱基和与适配器重叠的reads，并与蛇参考基因组比对去除可能来源于宿主的reads（Bowtie 2参数设置：-end-to-end, -sensitive, -X 400, -I 200）（Karlsson et al. 2013）。

2.3 宏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与统计分析

预处理获得clean data后，使用MEGAHIT（1.0.4）进行组装（Scher et al. 2013）。使用MetaGeneMark（2.10）进行ORF预测（Karlsson et al. 2012）。各样本的ORF预测通过CD-HIT去冗余，以95%同一性和90%覆盖度聚类，选择最长序列作为代表序列构建非冗余基因目录（Fu et al. 2012）。使用Bowtie2比对计算各样本基因丰度，过滤所有样本中≤2支持reads的基因，应用TPM-like算法计算相对基因丰度。基于基因注释信息与基因丰度表，生成不同分类水平的物种丰度表（Zeller et al. 2014）。同样地从KEGG和CAZymes数据库获取unigenes的功能注释（blastp, eval ≤1e-5）（Buchfink et al. 2015）。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α多样性（物种水平），随后进行配对Wilcoxon秩和检验。对于β多样性，基于Bray-Curtis距离进行聚类分析，使用非度量多维标度（NMDS）可视化比较蛇种间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差异。通过线性判别分析效应大小（LEfSe）分析识别组间显著丰度差异的分类生物标志物（LDA >4）。使用柱状图可视化KEGG和CAZy的相对丰度，通过LEfSe和MetaStats分析检测这些功能丰度谱的组间显著差异。箱线图显示不同组间抗生素抗性基因（ARO）数量差异，Circos展示不同组中ARO的相对丰度。R4.1.2主要用于分析和可视化任务，SPSS 27.0用于某些数据检验和绘图可视化。

3 结果

3.1 测序数据分析

宏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RC产生的测序reads数量最多，其次是ET、PC和PJ。质量控制和宿主基因组过滤后，PC获得的片段数量最多。对组装的宏基因组进行ORF预测和丰度分析，箱线图分析显示PC具有最高数量的独特基因（466,275个），而RC、ET和PJ分别有134,460、68,310和69,979个。Venn图分析显示，具有相似食性的ET和PJ重叠基因数量最高（74,825个），超过各自独特基因数量。

3.2 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和组成

基因丰度与物种分类相结合确定各分类水平的丰度。序列被分配给细菌、真核生物、古菌和病毒。在不同样本中，细菌在注释分类物种中丰度最高，百分比范围82.33%-94.67%。真核生物在PC和PJ的肠道微生物群中居第二，而病毒在RC和ET的肠道微生物群中居第二。同一批提取物或构建物中未检测到其他物种，推测这些样本肠道可能存在感染。

使用Shannon指数和观察物种数在属分类水平对四组蛇的肠道微生物群组成进行α多样性分析，显示PC组的Shannon和观察物种数显著高于RC、ET和PJ组（Wilcox, p<0.05），表明PC的多样性最丰富，且四种不同食性蛇的肠道微生物群存在差异。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聚类树分析表明，同组样本呈现紧密聚类（ET样本除外），细菌群落在每个样本组内变异最小。此外，ET和PJ组的肠道显示出比其他两组更大的相似性。NMDS图显示不同组间存在显著聚类，PJ和ET之间存在显著重叠，PJ和ET组内个体间距离较小、聚类更紧密。

PC中的优势门为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44.30%）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33.40%）；RC中的优势门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38.38%）和厚壁菌门（10.04%）；ET中的优势门为拟杆菌门（29.23%）、 Fusobacteria（23.44%）和变形菌门（20.13%）。PC、RC、ET和PJ的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比率（F/B）分别为0.77、32.05、0.21和0.12。发现RC组的F/B比率以及衣原体门（Chlamydiae）、毛霉门（Mucoromycota）和Candidatus Tectomicrobia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组。此外，PC组的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组。ET组的Fusobacteria、软壁菌门（Tenericutes）、毛霉门和Candidatus Tectomicrobia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组。此外，ET和PJ组的螺旋体门（Spirochaetota）和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高于其他组。ET、PJ和RC各有一个生物标志物；PC有六个生物标志物。

在属水平上，PC组的优势菌属依次为拟杆菌属（Bacteroides，12.56%）和副拟杆菌属（Parabacteroides，9.54%）。RC组的优势菌属为蜥蜴腺病毒属（Atadenovirus，19.87%）、气单胞菌属（Aeromonas，7.60%）、普罗威登斯菌属（Providencia，7.03%）和梭菌属（Clostridium，5.02%）。值得注意的是，Atadenovirus在RC2样本中最为丰富，提示可能存在肠道感染。ET组的优势属为拟杆菌属（26.58%）、Cetobacterium（19.71%）和沙门氏菌属（Salmonella，12.80%）。PJ组的优势菌属为拟杆菌属（54.26%）、沙门氏菌属（6.69%）和 Fusobacterium（5.60%）。

为了更好地理解属水平肠道微生物差异，进行LEfSe分析，鉴定出11个生物标志物。Cetobacterium和气单胞菌属在ET组相对丰富，其中Cetobacterium显著高于其他组。在PC组中，Alistipes和副拟杆菌属相对丰富，其中副拟杆菌属显著高于其他组。拟杆菌属、Fusobacterium和沙门氏菌属在PJ组相对丰富，其中拟杆菌属和沙门氏菌属显著高于其他组。在RC组中，Atadenovirus、普罗威登斯菌属和梭菌属相对丰富，其中普罗威登斯菌属尤其高于其他组。

在种水平上，PC的优势细菌为Hungatella hathewayi（3.76%）；RC的优势菌种为蜥蜴腺病毒A（Lizard atadenovirus A，7.26%）、雷氏普罗威登斯菌（Providencia rettgeri，5.26%）、绵羊腺病毒D（Ovine atadenovirus D，2.64%）、肠道沙门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1.92%）和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1.63%）；ET的优势菌种为Cetobacterium somerae（5.76%）、蜥蜴腺病毒A（5.04%）、Bacteroides neonati（5.04%）、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3.67%）和嗜水气单胞菌（3.10%）；PJ的优势菌种为脆弱拟杆菌（12.32%）、肠道沙门氏菌（5.75%）和Fusobacterium ulcerans（3.88%）。雷氏普罗威登斯菌、绵羊腺病毒D、蜥蜴腺病毒A在RC中相对丰富，嗜水气单胞菌、Cetobacterium somerae、Bacteroides neonati在ET中相对丰富，Hungatella hathewayi在PC中的相对丰度，以及肠道沙门氏菌、Fusobacterium ulcerans和脆弱拟杆菌在PJ中的相对丰度。种水平数据进行LEfSe分析，生物标志物有12个。

3.3 根据数据库的肠道微生物群代谢潜在功能

检查KEGG数据库中肠道微生物群的功能注释，将这些注释相关的生物学功能分为六个不同组。在这些组中，大多数基因映射到代谢，其次是映射到遗传信息处理和环境信息处理的基因。在KEGG二级中，碳水化合物代谢、氨基酸代谢以及辅因子和维生素代谢是最丰富的途径，表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是蛇类更重要的功能物质，它们也是高蛋白、高脂肪食者。在CAZy中，GH1、GH18、GH28、GH78和GH97中的七个在PC中显著更高，CBM5、CBM50、GH19和GH73在RC中显著更高，而ET和PJ中各分别有8和10个酶更高，其中三个相同且大多数酶在两者中丰度相似，这些酶大多数参与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氨基酸代谢。

为了进一步探索食性特征与肠道微生物的关系，对KEGG3水平进行LEfSe分析（LDA score >3, p<0.05），发现PC、RC和PJ之间有28条途径存在差异。在研究食性特征与肠道习惯时，主要关注与食物消化吸收相关的碳水化合物代谢和氨基酸代谢途径。在碳水化合物代谢途径中，PC在糖酵解/糖酵解（ko00010）和磷酸戊糖代谢（ko00030）中更丰富，PJ在氨基糖和核苷酸糖代谢（ko00520）、乙醛酸和二羧酸代谢（ko00630）和丙酸代谢（ko00640）中更丰富。在氨基酸代谢途径中，PC在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ko00260）、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生物合成（ko00400）、氰氨基酸代谢（ko00460）、赖氨酸生物合成（ko00300）以及缬氨酸、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生物合成（ko00290）中更丰富，RC在谷胱甘肽代谢（ko00480）、精氨酸和脯氨酸代谢（ko00330）、酪氨酸代谢（ko00350）中更丰富，PJ在组氨酸代谢（ko00340）中更丰富。为了深入研究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功能与食性特征的关系，使用MetaStats分析四组样本的CAZy（ec）。在CAZy中，PC和RC组间多种酶存在差异，在前12种有助于几丁质酶合成的酶中发现了两种（EC 2.4.1.–, EC 2.4.1.16），一种有助于纤维素酶合成（EC 2.4.1.12），以及多种有利于将淀粉和糖大分子降解为小分子的酶。

3.4 肠道微生物群与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关系

本节概述了一项研究，旨在检查四种不同食性蛇组肠道微生物群中ARGs的发生情况。分析涉及使用综合抗生素抗性数据库（CARD）对宏基因组数据中的个体基因进行潜在抗生素抗性因子的识别和评估。根据CARD注释结果，与其他三种蛇群相比，RC群中抗生素抗性本体（AROs）最高且最丰富。建议土壤中较高水平的ARGs与蚯蚓消耗食物的特性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此外，物种网络图分析显示，前10种抗性基因主要与四环素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相关，并且在PC中数量较高。近86%的AROs高度富集于拟杆菌门（44%）、厚壁菌门（34%）、变形菌门（4%）和疣微菌门（4%）。糖肽类抗生素、二氨基嘧啶类抗生素、苯尼考类抗生素、一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一种四环素类抗生素、青霉烯类、头孢菌素类和头霉素类在RC组中更丰富，约48%的AROs高度富集于变形菌门（38%）和厚壁菌门（10%）。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消毒剂和防腐剂、二氨基嘧啶类抗生素、一种四环素类抗生素、碳青霉烯类、苯尼考类抗生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在ET组中更丰富，约78%的AROs高度富集于拟杆菌门（29%）、Fusobacteria（23%）、变形菌门（20%）和厚壁菌门（6%）。与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消毒剂和防腐剂、二氨基嘧啶类抗生素、一种四环素类抗生素、碳青霉烯类、苯尼考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青霉烯类、头孢菌素类、头霉素类、青霉烯类、头孢菌素类和单环β-内酰胺类相关的ARGs在PJ组中更丰富。约78%的AROs高度富集于拟杆菌门（58%）、变形菌门（22%）、厚壁菌门（7%）和Fusobacteria（6%）。

4 讨论

宿主物种的饮食偏好和营养习惯在塑造其胃肠道微生物组组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elsuc et al. 2014; Roggenbuck et al. 2014）。例如，食腐动物从其肠道微生物群中获得显著的生存优势，这有助于解毒腐烂有机物中的有害物质（Roggenbuck et al. 2014）。相比之下，食虫动物拥有一种能合成细菌几丁质酶的肠道微生物群，从而增强蛋白质可用性（Roggenbuck et al. 2014; Teullet et al. 2023）。同样，竹子消费者严重依赖其肠道微生物群来有效中和竹子氰化物（Xia et al. 2022; Xiao et al. 2022）。一项小鼠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过低的饮食会导致微生物物种多样性的丧失（Li et al. 2016）。

基于肠道菌种种水平的LEfSe分析，我们发现蜥蜴腺病毒A（Lizard adenovirus A）、绵羊腺病毒D（Ovine atadenovirus D）和蛇腺病毒A（Snake atadenovirus A）在RC组中显著富集。在蛇胃肠道微生物群中发现这三种腺病毒进一步支持了腺病毒起源于爬行动物的理论（Farkas et al. 2002; Wellehan et al. 2004）。蜥蜴腺病毒A已在各种蜥蜴物种中检测到，包括Pogona spp.、Heloderma suspectum和Heloderma horridum（Hyndman et al. 2019; Pénzes et al. 2014）。科学文献缺乏关于绵羊腺病毒D对爬行动物影响的研究（Tang et al. 2012），而蛇腺病毒A仅在涉及Elaphe guttata的研究中观察到（Farkas et al. 2008; Singh et al. 2014）。尽管这三种腺病毒在RC中的具体病理学意义尚未完全了解，但它们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蛇肠道病毒多样性的理解，为我们下一步深入系统研究蛇肠道病毒组奠定了重要基础。与这些腺病毒相比，机会性病原体如Plesiomonas、Aeromonas和Salmonella在RC、ET和PJ中分别观察到显著更高。已知这些病原体有潜力在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人类中引起肠道感染或腹泻疾病（Bhunia 2018; Coburn et al. 2007; Kim et al. 2015; Kwon et al. 2019; Marin et al. 2020; Santos et al. 2015）。因此，全面评估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和动态，包括细菌和病毒，有利于充分理解和监测动物肠道健康状态。

在本研究的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分析中，PC表现出最高的多样性，显著高于其他三种物种，其次是RC、ET和PJ。ET和PJ以啮齿动物和鸟类为食，因此推测它们接收的猎物具有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导致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较低。PC以蜗牛和蛞蝓为食，推测其猎物可能富含植物纤维，导致宿主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较高。本研究中的宿主物种属于三个不同的蛇科。就它们的系统发育关系而言，蝰蛇科（Viperidae）和钝头蛇科（Pareidae）作为姐妹群关系密切，而游蛇科（Colubridae）位于这个姐妹群之外（Pyron et al. 2013）。Venn图分析显示，ET和PJ的独特基因数量最低，但共享的重叠基因数量最高。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聚类树和NMDS图表明，同组样本呈现紧密聚类。PJ和ET组之间的距离较小，且它们的聚类紧密分组。这一发现表明，具有不同食性特征的组间肠道微生物群存在明显差异。然而，ET和PJ尽管在遗传上更遥远，但它们的肠道菌群显示出更大的相似性。这表明饮食可能在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门水平上观察到的四种蛇组的肠道微生物群与先前在缅甸蟒（Python bivittatus）、Agkistrodon piscivorus等中的发现一致（Colston et al. 2015; Kim et al. 2015; McLaughlin et al. 2015; Qin et al. 2019; Shang et al. 2023; Tang et al. 2019; Wei et al. 2023; Zhang et al. 2019）。尽管实验过程中实施了严格的去污染程序（包括表面消毒、无菌仪器和洁净工作台），并且主要微生物类群与当前蛇肠道微生物组研究一致，但本研究的一个限制是在样品处理过程中缺乏阴性对照（例如无菌水）。虽然主要微生物群和按组进行的β多样性聚类不太可能由污染驱动，但这一限制可能影响低丰度类群的解释。未来的研究将纳入阴性对照以增强我们对蛇肠道微生物组的理解。观察到的优势细菌群为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表明它们显著参与蛇的代谢。研究表明，这些细菌群产生的与能量代谢相关的酶能有效降解食物中的各种大分子，为宿主提供丰富的营养源（Colston and Jackson 2016; Wu et al. 2011）。厚壁菌门展现出更广泛的酶，有助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分解（Zhao et al. 2018）。因此，较高的厚壁菌门/拟杆菌门（F/B）比率能够从食物中增强营养吸收（Colston and Jackson 2016; Fernandes et al. 2014; Magne et al. 2020; Wu et al. 2011）。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ET和PJ共享相似的饮食并表现出可比的F/B比率。先前的研究也强调了F/B比率与动物饮食环境之间的明确关系（Murphy et al. 2010; Zhong et al. 2022）。此外，发现PC组中厚壁菌门的丰度高于其他组。值得注意的是，PC组表现出高丰度的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这种细菌群通常与土壤和淡水环境相关（Lee et al. 2009）。在摄取蜗牛/蛞蝓时，PC组可能会摄取附着在其体表的环境微生物，进而影响它们的肠道菌群。PC组在取食蜗牛/蛞蝓时可能会摄取附着在它们体表的环境微生物，从而影响其肠道微生物群组成。

发现拟杆菌门水平在PJ组中显著高于ET组。已知拟杆菌门能够分解多糖、增强营养吸收、改善消化并提高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利用率。此外，它们在乳酸发酵、各种代谢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有助于肠道黏膜的形成（Stappenbeck et al. 2002）。还进行了LEfSe分析，发现PJ在碳水化合物代谢途径中富集最丰富。值得注意的是，Fusobacteria在ET和PJ组中较高。这个门与食腐动物消耗高营养资源时的蛋白质分解代谢有关（Colston and Jackson 2016）。ET和RJ的猎物尺寸大，结合蛇类典型的延长摄食间隔，表明Fusobacteria增强了猎物蛋白质的降解效率，从而实现有效的营养提取。先前在密西西比鳄（Alligator mississippiensis）、黑美洲鹫（Coragyps atratus）、红头美洲鹫（Cathartes aura）、斑点叉尾鮰（Ictalurus punctatus）、大口黑鲈（Micropterus salmoides）和蓝鳃太阳鱼（Lepomis macrochirus）中的研究表明，Fusobacteria参与氨基酸代谢或影响管腔生物膜发育（Keenan et al. 2013; Larsen et al. 2014; Mira et al. 2004）。有正当理由支持蛇的肠道微生物群显著促进消化和吸收过程，并且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深受饮食模式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与食物特征有强相关性（Brunetti et al. 2023）。观察到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中Prevotella水平增加，而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饮食往往主要被拟杆菌属（Bacteroides）主导（Khan et al. 2018）。在本研究中，四种蛇物种中前10个最丰富的属包括拟杆菌属，这与它们作为食肉动物对高脂肪和蛋白质丰富食物的饮食偏好一致。此外，拟杆菌属和沙门氏菌属都是ET和PJ组中的优势属。我们假设这种共享的主导地位与它们相似的饮食习惯有关。然而，我们观察到各组间主要肠道微生物组的显著变化。具体来说，PC组显示出更高 prevalence 的Alistipes，这是一个与高脂肪饮食繁荣和避免富含植物食物相关的属，相关研究表明（Khan et al. 2018）。MetaStats分析显示，与其他三组相比，PC组在脂质体代谢和胆固醇代谢途径中表现出显著增加的活动。这一发现表明可能存在一个专属的微生物谱系，以Alistipes为代表，与食蛞蝓和蜗牛的个体相关。然而，需要进一步调查以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副拟杆菌属（Parabacteroides），以其广泛的碳水化合物利用能力而认可（Cui et al. 2022），有助于这一重要的代谢过程。此外，RC组的肠道表现出梭菌属（Clostridium）的高度富集，先前研究表明这受膳食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消耗的影响（Guo et al. 2020）；同时，我们在LEfSe分析中观察到氨基酸替代途径的差异。变形菌门是RC组肠道微生物群中的优势门，包括其分类中的普罗威登斯菌属（Providencia）。先前在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中的研究证明了普罗威登斯菌产生生物活性神经递质的能力。已发现这些神经递质影响宿主的感觉行为并影响其摄食模式（O'Donnell et al. 2020）。Cetobacterium在ET组的肠道中高度富集，被认可为食肉鱼中的核心微生物群（Cui et al. 2022; Nayak 2010）。其丰度与拟杆菌属呈负相关，表明可能存在饮食驱动的平衡调节（Hao e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