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位心理学中对阴谋论思维的研究：从受污染的“心智软件”到对隐藏因果力量的信仰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Reorienting the Study of Conspiratorial Thinking in Psychology: From Contaminated Mindware to Belief in Hidden Causal Forces

阴谋信念的跨学科研究：结合心理学与政治学视角分析预测因素，发现隐藏因果力量（HCFS）是主要预测变量，主动开放思维（AOT）起反向调节作用，反体制态度（AEA）和政府可信度（GCS）等政治变量也显著影响信念强度，并揭示不同阴谋信念类型的预测模型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旨在结合心理学与政治科学的视角，探讨人们对阴谋论的信念，尤其是对真实与虚假的非党派阴谋论的信念预测因素。通过对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我们不仅关注那些通常被讨论的党派阴谋论，还探讨了其他较少被涉及的政治态度，如乌托邦主义和对政府的盲目信任，以及心理学中已知的普遍预测因素，如积极开放思维、超自然信念和“黑暗三元”人格特质（即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我们希望更全面地理解阴谋论信念的形成机制，并评估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

阴谋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常常被视为一种非理性思维的表现。心理学研究通常将其与某些负面特质联系在一起，如偏执、反社会倾向和对信息的过度怀疑。然而，政治科学的研究则更倾向于将阴谋论视为一种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具有功能性和合理性。例如，一些学者认为，阴谋论可能反映了人们对权力结构的不满，或是对社会不公的感知。此外，阴谋论也可能与某些政治态度相关，如反体制情绪和对政府的不信任，这些态度可能促使人们相信那些未被证实的阴谋论，或者反而抑制他们对真实阴谋论的识别能力。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这种阴谋论倾向，本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测量工具——“隐藏因果力量”（Hidden Causal Forces Scale, HCFS）量表。该量表的设计目的是捕捉一种更普遍的心理倾向，即认为存在一些未被公众察觉的因果力量，这些力量可能在幕后推动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与现有阴谋论量表相比，HCFS在内容上更为抽象，避免了对具体阴谋事件的直接描述，从而减少了内容偏差。这一方法的目的是让研究更贴近阴谋论作为一种心理倾向的普遍性，而不是特定的事件。

研究还涉及对多种阴谋论的评估，包括虚假阴谋论（False Conspiracy Belief, FCB）和真实阴谋论（True Conspiracy Belief, TCB）。在这些中，虚假阴谋论通常指的是那些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的、长期存在的阴谋，例如关于某些历史事件的阴谋论，而真实阴谋论则指的是那些已经被证实的、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一种隐秘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评估人们对阴谋论的普遍倾向，还能够探讨他们是否具备区分真实与虚假阴谋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尤为重要，因为公众不仅需要识别错误信息，还需要有效地利用可靠信息。

为了更全面地评估这一能力，研究采用了“信号检测分析”（signal detection analysis）的方法。通过对虚假和真实阴谋论的响应进行转换，研究者计算了每个受试者的“辨别指数”（d’ discrimination index），以衡量他们对阴谋论的识别能力。这一分析表明，虽然虚假阴谋论的信念与某些心理和政治倾向存在显著关联，但对真实阴谋论的信念和辨别能力的预测因素有所不同。例如，对隐藏因果力量的信念与反体制态度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但对真实阴谋论的信念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政府的盲目信任。

在心理学层面，研究发现，积极开放思维（Actively Open-Minded Thinking, AOT）是影响人们是否倾向于相信阴谋论的关键变量之一。AOT衡量的是个体是否愿意根据新证据调整自己的观点，以及是否具有反思性思维的能力。在本研究中，AOT显示出与虚假阴谋论信念呈显著负相关，与真实阴谋论信念则呈正相关。这种心理特质的双重影响表明，AOT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抑制人们相信不实信息，但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对真实事件背后隐藏机制的解释动力。

此外，研究还发现，超自然信念（paranormal beliefs）与阴谋论信念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例如，相信灵魂、通灵现象、预知未来等超自然现象的人，更有可能倾向于相信阴谋论。这种联系可能源于人们对现实世界解释的偏好，他们倾向于寻找隐藏的、非直观的原因来解释复杂事件。因此，超自然信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阴谋论信念的潜在预测因素。

而“黑暗三元”人格特质，如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则显示出对阴谋论信念的较弱影响。虽然这些特质在某些研究中被发现与阴谋论信念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它们的作用并不像积极开放思维和超自然信念那样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格特质更倾向于反映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某些行为倾向，而不是对信息的解释方式。因此，它们在预测阴谋论信念方面的作用较为间接。

研究还探讨了政治态度对阴谋论信念的影响。例如，反体制态度（Anti-Establishment Attitudes, AEA）与阴谋论信念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这种态度可能促使人们更加关注那些被掩盖的真相，从而更容易接受阴谋论。然而，对政府的盲目信任（Government Credulity）则与阴谋论信念呈负相关，这表明如果个体对政府持过于信任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太愿意质疑某些信息，从而降低了对真实阴谋论的识别能力。

同时，研究还发现，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在一定程度上与某些类型的阴谋论信念相关。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于相信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那些描述社会不公和系统性问题的阴谋论，尤其是那些涉及系统性机制的信念。这种信念可能源于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以及对现有结构的不信任。

研究结果还显示，政治暴力和反民主态度（Political Violence and Anti-Democratic Attitudes, PVADA）与阴谋论信念存在一定的联系。特别是，乌托邦主义和对政府的盲目信任显示出与这些态度的正相关，这可能意味着某些人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并且更有可能表现出对现有秩序的敌意或挑战行为。然而，积极开放思维则显示出与这些态度的负相关，这表明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反民主倾向。

研究还发现，虽然政治意识形态在某些情况下对阴谋论信念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总是直接的。例如，某些左翼或右翼的阴谋论信念可能与特定的政治态度相关，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此外，研究者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测量方式可能影响对阴谋论信念的解释。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细致地区分不同的政治倾向，并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对阴谋论的接受程度。

总的来说，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阴谋论信念的预测因素在不同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反映了阴谋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多样性，也揭示了其在不同社会和政治背景下的复杂性。通过结合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阴谋论信念的形成机制，并探讨其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阴谋论本质的理解，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