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与外生性群体形成的比较：以促进合作为例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A comparison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group formation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合作行为受内生与外生分组机制影响研究。实验发现外生分组中高合作倾向个体贡献更高，但不同分组机制间总合作水平无显著差异。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合作倾向相似的个体在群体形成方式上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合作行为。已有大量实验证据表明，即使个体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倾向于合作，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个人成本。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合作往往会下降，这种现象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尤为明显。行为经济学文献提出，多数个体是条件性合作者，他们倾向于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的贡献，例如减少贡献以应对他人的搭便车行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研究者尝试了多种方法，包括惩罚机制、沟通策略和群体排序等。其中，群体排序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非惩罚性解决方案，能够维持合作。Chaudhuri（2011）指出， assortative（ assortative 表示相似性匹配）群体形成是支持合作的最有效非惩罚性手段之一。尽管已有大量文献研究群体形成机制，但关于群体是否应由个体偏好还是实验者决定这一问题，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研究者认为，人们重视程序上的自主权，并且决策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允许个体选择同伴是否能够提高合作水平，相较之下，实验者决定的群体形成方式是否更具优势。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实验探讨群体形成方式（内生或外生）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保持群体构成的类型一致性。实验设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所有参与者在一个三人小组中进行一次性的公共物品博弈，该博弈提供了一种衡量个体合作倾向的方法，不受声誉影响。参与者在第一阶段结束后，不会获得有关他们收益或他人决策的信息。第二阶段开始于重新分组阶段，新的三人小组要么基于参与者在排名中的偏好（我们的内生机制）形成，要么由实验者按照某种规则（我们的外生机制）决定。在排名阶段，参与者会看到其他参与者在第一阶段的贡献情况，并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希望合作的伙伴，因为他们将参与一个为期十轮的公共物品博弈。

在内生机制下，排名结果通常能够形成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这些群体在合作水平上与外生机制形成的群体相似。我们的外生机制类似于 G?chter 和 Th?ni（2005）的方法，即按照第一阶段的贡献水平将参与者分成三人一组，从最高贡献者到最低贡献者依次分配。这样设计的外生机制确保了群体的同质性，从而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内生与外生机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实验会话中，参与者在第二阶段开始前都会经历排名阶段。他们被告知，新的群体将根据他们的排名偏好或实验者预设的规则来形成。通过比较内生机制形成的同质群体与外生机制形成的同质群体的合作水平，我们能够识别群体形成方式对公共物品贡献的因果影响。此外，我们的设计还允许我们研究不同合作倾向的个体（高、中、低）在群体形成方式下的行为差异。

研究发现，参与者在实验者形成的同质群体中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相较之下，当群体由参与者自己选择时，合作水平较低。这种差异主要由那些在第一阶段表现出高合作倾向的个体的贡献行为所驱动。我们设计了实验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并提出了两个假设。首先，我们认为在内生机制下，排名结果可能会提高人们对他人自私行为的感知。实际上，我们发现参与者更倾向于给予那些在第一阶段贡献较多的个体更高的排名，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些个体的行为主要出于物质利益。其次，我们认为高贡献者获得的良好排名可能会增强人们对自身道德资本的感知，从而为后续的不良行为提供一种许可。然而，由于我们的实验结果在事先并未预期，这些假设只能在实验后提出，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进行测试。我们只能将这一结果留给其他研究者进一步验证，并不能排除这是偶然的结果，类似于 Andreoni（1988）早期发现的陌生人小组比同伴小组贡献更多，但后续研究并未重复这一结果。

本研究对行为经济学的两个分支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为关于群体排序对合作影响的实验文献提供了新的见解。Guido 等人（2019）曾对超过60篇关于内生或外生排序机制的论文进行调查和元分析，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表明在内生排序和外生排序实验中，合作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然而，我们的研究是首次在相同的实验环境下比较这两种排序机制的影响。此外，我们还能够识别不同合作倾向个体在内生和外生群体中的行为，这在之前的研究中尚未涉及。其次，我们为关于程序自主权和决策权内在价值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在内生机制下，群体的形成基于参与者表达的偏好，而外生机制则由实验者决定。因此，参与者可能在内生机制下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权，这种感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合作行为。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回顾相关文献。第三章将介绍实验设计。第四章将讨论我们的预测。第五章将呈现实验结果。第六章将对主要结果进行讨论，并与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第七章将总结研究发现。

在文献回顾部分，我们关注了与本研究相关的两个领域：一是关于社会困境游戏中内生和外生群体形成机制的研究；二是关于程序自主权和决策权内在价值的研究。社会困境游戏中的群体形成机制研究通常探讨了不同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例如通过惩罚或沟通来提高合作水平。然而，关于群体是否应由个体偏好还是实验者决定，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实验来检验这一问题，确保群体构成的类型一致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群体形成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实验设计部分，我们介绍了实验的具体设置。实验共分为18个会话，每个会话有15名参与者，总计270名。所有参与者均来自勃艮第商学院（Dijon），实验在社会科学研究与行为分析实验室（LESSAC）进行，时间跨度为2021年9月至10月。第一阶段中，所有参与者在一个三人小组中进行一次性的公共物品博弈，第二阶段则开始于重新分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参与者被分为新的三人小组，这些小组要么基于他们的偏好形成，要么由实验者决定。在排名阶段，参与者会看到其他参与者在第一阶段的贡献情况，并被要求选择他们最希望合作的伙伴。这一过程与 Page 等人（2005）的方法相似，确保了内生机制下形成的高度同质化群体。

在预测部分，我们提出了几个关于合作行为的预测。首先，我们预测，具有自私倾向、以最大化个人收益为目标的参与者在所有条件下都将贡献0。然而，实际的公共物品博弈实验表明，参与者通常会在第一轮贡献其资源的40%到60%，随后逐渐减少贡献，以接近博弈论预测的水平。这表明，尽管个体可能具有自私的动机，但在群体互动中，他们仍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行为。这一现象可能与群体内部的互动机制有关，例如通过沟通或相互观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结果部分，我们首先对第一阶段的总体结果进行了概述。在第一阶段，所有参与者都进行了相同的公共物品博弈。那些后来被分配到内生机制（ENDO）条件下的参与者，在第一阶段平均贡献了9.28个代币（标准差为6.29），而那些被分配到外生机制条件下的参与者则平均贡献了10.92（EXO-H，标准差为6.91）和10.72（EXO-M，标准差为6.61）个代币。然而，平均个体贡献并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在讨论部分，我们主要探讨了群体形成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的问题是，当群体由个体的偏好形成时，个体是否比由实验者决定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我们的结果显示，在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之间，合作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似乎在实验者决定的群体中，合作水平更高。这一发现可能与参与者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对自身决策权的认知有关。在内生机制下，参与者可能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基于个人偏好，而在外生机制下，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决策权被实验者所限制。这种感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合作行为。

在结论部分，我们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我们发现，在外生机制下，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而在内生机制下，合作行为较低。这一结果可能与参与者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对自身决策权的认知有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高合作倾向的个体在内生和外生机制下都获得了他们最希望合作的伙伴，这使得他们之间的行为差异可以被归因于群体形成方式。我们的研究为关于程序自主权和决策权内在价值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揭示了群体形成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未引用的参考文献部分，我们提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如 Fischbacher 和 G?chter（2010）以及 Kocher 等人（2016）。这些研究可能为我们的实验设计和结果提供了背景信息。然而，由于这些文献未在本文中被引用，因此我们无法进一步讨论它们与本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本研究通过实验探讨了群体形成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不同机制下合作水平的差异。我们发现，在外生机制下，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合作行为，而在内生机制下，合作行为较低。这一结果可能与参与者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对自身决策权的认知有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高合作倾向的个体在内生和外生机制下都获得了他们最希望合作的伙伴，这使得他们之间的行为差异可以被归因于群体形成方式。我们的研究为关于程序自主权和决策权内在价值的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揭示了群体形成方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