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前列腺癌患者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一项比较“不活跃患者”与“活跃患者”特征的定性研究

《PSYCHO-ONCOLOGY》：Understanding the Engagement Process of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in Physical Activity: A Qualitative Study Comparing Profiles of “Inactive Patients” With “Active Patients”

前列腺癌患者身体活动参与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疾病轨迹与职业理论的比较研究，发现情感支持、社会环境和个体过往体育观念是关键影响因素。主动组通过身体活动重建自我效能，被动组存在社会 representations障碍。建议采用同伴支持与个性化干预策略，提升患者参与度及生活质量。

　　前列腺癌是一种在全球男性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仅次于肺癌。随着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患者在治疗后的生活质量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然而，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规律的体育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对前列腺癌患者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包括改善生存率、延缓疾病进展、增强身体状况、缓解疲劳、提升生活质量等，仍有60%至70%的患者未能达到推荐的活动水平。因此，如何有效促进前列腺癌患者参与体育活动，成为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社会学互动理论的视角，聚焦于法国前列腺癌患者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探索活跃型（active）与非活跃型（inactive）患者在疾病轨迹（illness trajectory）和体育活动“职业”（career）中的差异。疾病轨迹指的是个体在面对疾病时所经历的身心变化和适应过程，而“职业”则代表了个体在生命历程中对体育活动的持续参与和态度转变。通过对比这两类患者，研究试图揭示体育活动在前列腺癌患者长期康复过程中的意义，并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研究共招募了42名男性患者，这些患者在确诊前列腺癌后至少已有一年的病程，并且目前不再接受除激素治疗以外的其他治疗。其中，39人接受了访谈，最终分为26名非活跃型和13名活跃型。访谈主要围绕患者在诊断前后的体育活动经历、疾病对自我认知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社会和医疗环境对体育活动参与的促进或阻碍因素展开。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了患者如何重新定义自身与疾病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体育活动重建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

研究发现，活跃型患者在诊断前通常具有较高的体育活动参与度，他们往往将体育活动视为一种自我管理的方式，以应对疾病带来的身体和心理挑战。这些患者在诊断后，虽然暂时减少了体育活动的频率，但大多数人在治疗结束后迅速恢复了运动习惯。他们认为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强身体机能、改善情绪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治疗的副作用。对于他们而言，体育活动不仅是健康行为，更是一种自我实现和身份重建的手段。例如，一些患者提到，在手术后恢复期间，他们通过骑行等运动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掌控感，甚至将运动视为战胜疾病的一种象征。

相比之下，非活跃型患者则表现出对体育活动的漠然态度。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体育活动与自身经历无关，尤其是那些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强制性体育教育的患者，往往对体育活动持有负面看法。这种负面的体育活动社会认知（social representations）可能源于早期对运动的不愉快体验，影响了他们在成年后对体育活动的参与意愿。此外，非活跃型患者更倾向于依赖个体化的支持，如配偶、朋友或医疗专业人士的鼓励，而不是群体性的运动环境。他们通常将体育活动视为一种需要专业指导的行为，而非单纯的娱乐或社交方式。

尽管活跃型和非活跃型患者在诊断初期经历了相似的疾病轨迹，即身体状况的恶化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在疾病管理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活跃型患者更倾向于将体育活动作为长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强调其对身心健康的整体益处。而非活跃型患者则更关注疾病本身带来的身体限制，例如尿失禁、性功能障碍、疲劳感等，这些因素成为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障碍。他们更希望得到医疗专业人员的个性化建议，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健康指导。

研究还指出，医疗专业人员（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HCPs）在推动患者参与体育活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法国医疗体系中，医生对体育活动的推荐仍较为有限，缺乏系统性的支持措施。此外，患者在获得体育活动建议时，往往希望这些建议能够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以增强其可操作性和接受度。例如，一些非活跃型患者表示，如果医生能够提供具体的运动方案，并在过程中给予持续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尝试参与体育活动。

除了医疗支持，社会支持同样至关重要。活跃型患者更倾向于通过团体活动获得动力和归属感，而非活跃型患者则更看重个体化的陪伴和指导。因此，针对不同患者群体，体育活动的推广方式需要有所区别。对于活跃型患者，可以鼓励他们加入运动小组，通过社交互动增强运动的持续性；而对于非活跃型患者，则应提供更多一对一的支持，帮助他们逐步建立运动的信心和能力。此外，运动环境的适应性也应被重视，例如为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提供低强度、易操作的运动形式，以减少他们的心理负担。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运动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益处被广泛认可，但这些益处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情感支持和内在动机。许多患者表示，运动让他们感到愉悦和满足，而这种正面的情绪体验是他们坚持运动的重要动力。因此，未来的体育活动推广策略应更加注重情感层面的引导，而非仅仅强调健康风险的降低。通过创造积极的运动体验，帮助患者建立对运动的正面认知，可能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参与度。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个性化干预的重要性。不同患者的运动偏好、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因此，体育活动的推广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医疗专业人员和社工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他们的运动计划，并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和资源。例如，一些患者提到，他们希望在运动过程中获得专业人员的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另一些患者则更希望与同龄人一起运动，以增强社交互动和归属感。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关注。首先，研究样本仅限于法国一个地区的患者，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可能受到地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其次，研究依赖于患者的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或社会期望偏差，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由于部分患者在诊断后多年才参与研究，他们的运动经历可能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导致对运动的回忆不够清晰。最后，研究没有进行正式的成员验证（member checking），这可能限制了对研究结果的验证和解读。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研究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有助于理解法国前列腺癌患者在体育活动参与方面的差异，并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建议，未来的体育活动推广应更加注重患者的生活经历、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通过多学科合作，结合医疗、社会和心理支持，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同时，应加强医疗专业人员对体育活动的培训，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引导患者参与运动。

总之，前列腺癌患者在面对疾病时，往往会经历显著的身心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为“传记性中断”（biographical disruption）。然而，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能够帮助患者重建自我认同和生活节奏，提升生活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体育活动的推广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需求，采取灵活和个性化的策略，同时增强医疗和社会支持，以确保患者能够持续、安全地参与体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