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玩到灭绝”：赌博相关危害、自杀倾向及自杀行为的商业决定因素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Playing to extinction’: the 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gambling-related harm, suicidality and suicide

本文构建了赌博相关伤害、自杀倾向及自杀的商业决定因素模型，揭示赌博生态系统通过产品设计、广告营销、政策游说、科学证据操纵等六层结构阻碍自杀预防，并分析澳大利亚等案例中政府被商业利益绑架的现状。提出建立统一账户系统、数据监控、独立研究基金、反政治献金等干预措施，强调需从公共健康视角重构政策框架，打破个体责任归因的叙事，消除赌博产业对健康治理的干扰。

　　赌博相关危害、自残倾向和自杀行为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其背后不仅涉及个人心理因素，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商业系统如何通过其运作模式和利益驱动机制，对社会整体健康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赌博已被正式列为可能导致自杀的诱因之一，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政策文件中，赌博被明确指出是自杀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然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被忽视，尤其在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度关注个体层面的成因，而未能充分考虑商业生态对社会健康的系统性影响。

赌博行业作为一个高度盈利的商业体系，其核心目标是最大化收益，而这一目标往往与公众健康和社会福祉产生冲突。该行业通过一系列商业实践，包括产品设计、营销策略、声誉管理、政策影响和科学证据的操控，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赌博相关危害的加剧，从而增加了自杀的风险。这种商业生态系统不仅包括赌博运营商、游戏开发者和广告商，还涵盖了金融机构、慈善组织、体育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网络，这些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赌博的持续发展和滥用。

首先，赌博产品的设计和推广策略是商业生态系统影响社会健康的直接手段。现代赌博产品，如电子游戏机（EGMs）和移动应用程序，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了其吸引力和成瘾性。例如，赌博产品在设计上倾向于增加奖励机制和波动性，使用户在短时间内获得即时满足感，从而鼓励他们进行更多的赌博行为。此外，赌博产品的可及性也在不断提高，24小时运营、在线平台的普及以及高密度的赌博场所，使得赌博更容易被频繁接触和持续参与。这些产品设计和运营方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有意无意地鼓励用户过度使用，增加支出，最终导致严重的财务和心理后果。

其次，赌博的营销和广告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其对社会的影响。尽管在某些国家直接赌博广告受到限制，但赌博企业通过间接方式，如赞助体育赛事、文化活动、提供免费食品和饮料、设立儿童游乐区等，吸引了更多人群参与赌博活动。这些策略不仅使赌博显得更加“正常化”，还可能误导公众对赌博危害的认知，使其低估了赌博对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威胁。此外，赌博企业利用算法和数据追踪技术，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通过“持续提醒”（nagging）和“暗中引导”（dark nudges）等手段，鼓励用户增加支出，甚至在他们无意中继续赌博。

赌博行业还通过声誉管理来掩盖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许多赌博企业将自身定位为社会公益的推动者，通过资助社区项目、慈善活动和公共健康研究，塑造其为“负责任”的形象。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避风港”策略，即通过慈善行为来合法化其商业活动，减少公众对其危害的批评。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些赌博俱乐部通过“俱乐部捐赠”计划，将部分赌博收入用于社区发展，但这往往掩盖了赌博本身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此外，这种声誉管理还可能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使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推动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科学证据的操控也是赌博行业影响社会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赌博相关的研究往往受到行业资金的资助，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例如，一些研究强调赌博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共病关系，而不是赌博本身作为诱因的角色。这种强调个人因素的倾向，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责任上，而忽视了赌博产品设计和行业运营模式对社会健康的深远影响。此外，一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因接受行业资助而对赌博相关危害的严重性持不同看法，甚至公开质疑某些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如预设支出限制系统（pre-commitment systems）。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还可能阻碍有效的政策干预。

政策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赌博企业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活动以及“旋转门”现象（即行业人员在政治生涯结束后进入赌博企业工作）来影响政府决策。这种现象使得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行业利益，而非公众健康。例如，在澳大利亚，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赌博相关危害时，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通过税收优惠和捐赠计划来维持赌博行业的繁荣。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还使赌博相关的自杀和自残行为被低估，从而延缓了对问题的应对。

系统性因素则涉及赌博行业如何通过与政府和其他机构的合作，建立一种“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的机制，使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被接受。例如，一些国家的赌博行业通过与政府签订协议，获得税收优惠和监管宽松，这种做法使得行业能够继续扩张，而公众对赌博危害的认知和监督能力却相对滞后。此外，赌博相关的数据收集和监控系统也存在不足，导致赌博相关危害的规模和影响难以准确评估，进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为了应对这些商业因素对赌博相关危害的推动作用，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和系统的赌博监控机制，包括将赌博活动纳入自杀登记系统，通过数据追踪来识别赌博相关危害的模式和趋势。其次，应推动赌博产品的改革，使其更加符合公共健康标准，例如减少其成瘾性、限制其可及性，并确保所有赌博产品都受到严格的监管。此外，还需要加强科学证据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通过禁止行业资助、提高研究透明度以及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来确保研究结果能够真实反映赌博的危害。

在政策层面，应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限制赌博企业的政治捐款和游说活动，并通过立法确保赌博行业无法通过“旋转门”现象影响政策制定。同时，应推动建立全国性的赌博控制战略，将公众健康和社会福祉作为政策的核心目标。最后，还需要加强公众教育，提高人们对赌博危害的认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赌博的伤害。

综上所述，赌博相关危害、自残倾向和自杀行为的产生，不仅是个体心理问题的结果，更是商业生态系统长期运作和利益驱动的产物。要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必须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产品设计、营销策略、科学证据、政策制定和系统监管。只有通过全面、系统性的干预措施，才能真正减少赌博对社会健康的威胁，保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