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I介导CALLY指数与肝脏脂肪变性及纤维化的关联：一项基于NHANES的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针对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缺乏有效无创预测指标的临床问题，通过分析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2017-2020年6,404名成年人的数据，首次探讨了炎症-营养-免疫复合指标CALLY指数（CRP-白蛋白-淋巴细胞指数）与肝脏脂肪变性（CAP值）和纤维化（LSM值）的关联。研究发现CALLY指数与肝脏病变呈显著负相关，但73.40%的脂肪变性和93.33%的纤维化关联程度通过BMI介导，提示该指数主要反映肥胖相关机制而非独立作用，为MASLD的肥胖中心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证据。

　　

随着全球肥胖率的持续攀升，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原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全球患病率超过30%。这种疾病不仅直接导致肝脏损伤，更与心力衰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疾病等严重并发症密切相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约22%的肝脏脂肪变性患者会进展为肝纤维化，显著增加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面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临床却缺乏简便有效的无创预测指标——虽然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能评估肝脏脂肪含量（CAP值）和纤维化程度（LSM值），但其应用受设备条件和操作者经验限制；而常用血液指标如FIB-4指数在区分中间期纤维化和特异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寻找能够反映MASLD发生发展机制的新型复合生物标志物成为迫切需求。

在此背景下，C反应蛋白-白蛋白-淋巴细胞（CALLY）指数作为一种新兴的炎症-免疫-营养综合指标引起研究者关注。它通过整合CRP（炎症标志物）、白蛋白（营养与抗氧化指标）和淋巴细胞（免疫状态指标）三项常规血液参数，全面评估机体状态。既往研究显示CALLY指数与心血管死亡率、代谢综合征及视网膜病变显著相关，但其在MASLD领域的价值尚未明确。更重要的是，肥胖作为MASLD的核心驱动因素，通过内脏脂肪扩张、脂质积累、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等多重机制推动疾病进展，而CALLY指数与肥胖的交互作用尚未被揭示。为此，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文思华、汤涛与叶正荣研究团队利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2017-2020周期数据，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旨在阐明CALLY指数与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的关联，并深入探索BMI在其中扮演的介导角色。该研究成果正式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期刊。

研究人员采用多阶段调整的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分析方法，对6404名成年人数据进行分析。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NHANES代表性样本的横断面设计；通过VCTE技术测量CAP（≥248 dB/m判定脂肪变性，≥280 dB/m为重度）和LSM（≥8.2 kPa判定显著纤维化）；计算CALLY指数（白蛋白×淋巴细胞/CRP×10）；采用三步调整模型（人口学、生活方式、代谢参数及BMI）进行统计分析；通过R软件mediation包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如表1和表2所示，随着CAP和LSM值的升高，患者平均年龄、男性比例、肥胖（BMI≥30 kg/m2）、高血压及糖尿病患病率显著上升（P<0.001）。更重要的是，CALLY指数在重度脂肪变性和进展期纤维化组中显著降低（P<0.001），提示其与肝脏病变程度呈负相关。

CALLY指数与CAP的关联：如表3所示，在未调整模型中，CALLY指数与CAP值呈显著负相关（β=-0.91）。逐步调整人口学、代谢参数后，关联仍然显著（Model 2: β=-0.73）。但当进一步调整BMI后（Model 3），效应值大幅减弱且失去统计学意义（β=-0.16）。按三分位分组分析显示，最高CALLY组相比最低组CAP值降低14.66 dB/m（P<0.05）。对数转换后Ln(CALLY)同样显示显著负相关（β=-4.34）。

CALLY指数与LSM的关联：如表4所示，CALLY指数与LSM同样呈负相关（未调整模型β=-0.03）。调整BMI前关联显著（Model 2: β=-0.02），但加入BMI后效应减弱（Model 3: β=-0.01）。三分位分析显示最高CALLY组LSM值降低0.65 kPa（P<0.05）。Ln(CALLY)与LSM负相关（β=-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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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效应分析：如表5所示，CALLY指数对CAP和LSM的影响存在明显阈值效应（拐点分别为14.67和10.4）。低于拐点时，CALLY每升高1单位，CAP降低2.63单位，LSM降低0.13单位；高于拐点时关联消失（P<0.001）。

中介分析：如图4和表S5所示，BMI在CALLY与CAP关联中的中介比例高达73.40%（间接效应-0.69），在CALLY与LSM关联中更达93.33%（间接效应-0.028）。反向中介分析（以BMI为暴露变量）显示CALLY的介导作用微弱，证实了BMI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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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组分析：如图5所示，CALLY指数与CAP/LSM的负相关性在肥胖群体（BMI≥30 kg/m2）中尤为显著。高血压和糖尿病状态也修饰了CALLY与LSM的关联强度（交互P<0.05）。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揭示CALLY指数与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呈显著负相关，但这种关联主要由BMI介导而非独立作用。机制上，CALLY指数可能通过反映肥胖相关的免疫炎症失衡参与MASLD pathogenesis：白蛋白通过Cys³⁴残基清除活性氧（ROS）和维持线粒体稳态发挥抗氧化作用；淋巴细胞参与调节肝脏免疫微环境；CRP则通过激活NF-κB通路促进炎症和胰岛素抵抗。肥胖通过游离脂肪酸释放、脂毒性作用和巨噬细胞极化等过程驱动肝脏代谢紊乱，而CALLY指数恰好综合反映了这一过程中的营养、炎症和免疫状态变化。

该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①临床实践层面：CALLY指数作为常规血液指标组合，成本低廉且易于获取，为资源有限地区提供了MASLD风险评估工具；②机制层面：明确BMI的核心介导作用强化了肥胖管理在MASLD防治中的中心地位，体重减轻7-10%被证实可改善肝脏组织学结局；③研究方向：未来应通过纵向研究验证CALLY指数对体重干预反应的预测价值，并探索其在新兴疗法评估中的应用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作为横断面研究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且VCTE不能完全替代肝活检的金标准地位。但毫无疑问，这项基于大规模人群的研究为理解MASLD的肥胖驱动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也为临床防治策略指明了方向——控制体重不仅是改善代谢的核心，更是阻断肝脏炎症纤维化进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