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害感知在大学生社会支持对网络欺凌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探讨了感知社会支持（MSPSS）通过网络受害（Cyber Victimization）中介影响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可直接降低网络欺凌（β=-0.128, p<0.001），同时通过网络受害产生间接效应（a×b=-0.031, p<0.001）。该研究为高校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强调需关注网络受害者的心理支持以阻断欺凌循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智能设备轻松沟通的同时，也面临着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这一新型社会问题的挑战。不同于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具有跨时空、传播快、受众广的特点，表现为骚扰、威胁、社会排斥、羞辱、隐私泄露、诽谤甚至敲诈等多种形式。近年来研究显示，大学生群体作为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特殊人群，已成为网络欺凌的高发群体，其中土耳其大学生网络欺凌发生率高达22.5%，受害率更是达到55.3%-72.3%。这种经历不仅会导致学业成绩下降、自尊心受损，还会引发焦虑、抑郁、物质滥用等心理问题，甚至增加自杀风险。

为探索有效的干预途径，土耳其伊兹密尔巴克奇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的Pinar Tektas*和Elif Deniz Kacmaz团队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旨在揭示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如何通过网络受害（Cyber Victimization）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欺凌行为。该研究发表于《BMC Psychology》，为理解大学生网络欺凌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864名健康科学学院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修订版大学生网络欺凌量表（RCIUS）测量网络欺凌和网络受害频率（12项，Cronbach's α=0.83），采用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评估社会支持水平（12项，Cronbach's α=0.92），并通过Process Macro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5000次）。

研究结果显示：

描述性统计特征

样本中70%为女性，所有学生均使用互联网进行游戏、观影、社交等多种活动，44.6%每天上网5-6小时，11.5%超过7小时。网络欺凌得分范围为20-99分（均值15.1±4.9），网络受害得分12-41分（均值17.2±6.1），社会支持得分12-84分（均值56.2±20.0）。

测量模型验证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所有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MSPSS的χ2/df=4.03，CFI=0.93；网络欺凌量表的χ2/df=4.59，CFI=0.94；网络受害量表的χ2/df=4.35，CFI=0.92。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感知社会支持与网络欺凌呈中度负相关（r=-0.65, p<0.001），与网络受害呈低度负相关（r=-0.38, p<0.001），而网络受害与网络欺凌呈中度正相关（r=0.71, p<0.001）。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发现：感知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网络受害（b=-0.12, t=-12.20, p<0.001），解释38%的变异（H1成立）；网络受害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凌（b=0.27, t=12.61, p<0.001），解释51%的变异（H2成立）；感知社会支持对网络欺凌的直接效应为-0.128（t=-20.12, p<0.001），总效应为-0.159（t=-24.85, p<0.001）（H3成立）；网络受害的中介效应值为-0.031（95%CI[-0.04,-0.02]），标准化效应量K2=0.13，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4成立）。

研究结论与讨论强调：社会支持作为保护性因素虽能直接减少网络欺凌行为，但网络受害经历会显著削弱这种保护作用。这意味着即使拥有较高社会支持的学生，一旦遭受网络受害，仍可能因心理压力（如愤怒、恐惧）而转化为欺凌者，形成"受害-欺凌"的恶性循环。该发现揭示了网络受害在心理机制中的关键中介角色，提醒教育工作者在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必须重点关注网络受害者的心理状态，通过建立保密报告系统、加强数字公民教育、提供心理援助等措施阻断这一循环。

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为高校制定反网络欺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建议通过激活学生社会支持资源、增强校园社交活动、鼓励受害经历分享等措施构建综合防护体系。未来研究应拓展至不同专业、地区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群体，并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家庭、同伴）的差异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