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时期的镇压到智库之间的交流：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的演变以及气候行动主义的刑事化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From Cold War Repression to Think Tank Communication: The Evolution of 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limate Activism

本文通过谱系学方法分析蒙帕莱嫩斯学会与地图集网络等智库组织，揭示新自由主义如何从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转向当代气候阻碍主义，论证威权自由主义在南方锥体的延续性，及其通过神学化经济秩序与反叛乱理论实现环境政治合法化的机制。

　　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气候否认主义与保守主义右翼运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式。这种斗争不仅在政治层面表现出对环境行动的压制，更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展现出一种深层次的连贯性，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权威自由主义（authoritarian liberalism）的形成。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个重要的思想网络——蒙彼利埃圆桌会议（Mont Pèlerin Society, MPS）和大西洋网络（Atlas Network, AN）——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连贯性如何在当代的气候否认主义和政治压制中延续。这种延续不仅仅是策略上的相似，更体现在思想结构、军事化知识生产以及对自由的重新定义上。

冷战时期，美国与西方国家普遍将共产主义视为对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威胁，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反叛者”的措施，包括思想控制、媒体操控和政治迫害。这些做法在当时被称为“反颠覆运动”（anti-subversion campaigns），其目标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性。然而，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这种对“反叛”的压制逻辑逐渐被重新包装，成为对环境行动的敌视和否定。这种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思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连续性之上，尤其是那些在冷战期间通过思想网络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的组织和人物。

蒙彼利埃圆桌会议成立于1947年，是自由市场思想传播的重要平台。它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经济学家发起，旨在通过思想的“战争”来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圆桌会议的成员包括许多后来在冷战期间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支持自由市场，还在实际行动中推动这一理念。例如，哈耶克曾向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Pinochet）提供经济建议，帮助其建立以市场自由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这种思想网络的运作方式不仅限于理论传播，还涉及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包括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和对社会自由的压制。

与此同时，大西洋网络成立于1981年，其理念深受蒙彼利埃圆桌会议的影响。大西洋网络的创建者安托尼·费希尔（Antony Fisher）曾接受哈耶克的建议，强调通过思想的传播而非直接的政治干预来实现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大西洋网络通过资助各种智库和组织，推动了对环境问题的否认和对民主制度的批判。这种做法不仅体现在对环境科学的质疑上，还通过媒体操控、制造虚假专家形象以及利用算法传播信息等方式，将环境行动描绘为一种“绿色恐怖主义”或“生态极端主义”，从而为其压制提供正当性。

这种从冷战时期的反共运动到当代气候否认主义的转变，反映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敌人”的重新定义。在冷战时期，这些“敌人”被描述为共产主义者，而在当代，他们则被重新标签为环境活动家或生态主义者。这种标签的转变并非仅仅是术语的变化，而是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旨在将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挑战视为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气候否认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反叛”形式，被纳入到更广泛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斗争中。

在拉丁美洲，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尤为明显。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在冷战期间经历了强烈的自由市场实验，这些实验往往伴随着军事独裁和政治压制。例如，皮诺切特政权在1973年政变后，通过引入自由市场政策，将国家经济完全交给市场力量。这种政策不仅改变了智利的经济结构，也重塑了社会和政治秩序，为后来的气候否认主义提供了历史和制度上的先例。在这一背景下，自由市场思想与军事化知识生产、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保守主义政治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网络。

这一网络的运作方式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例如，阿根廷的胡里奥·马里亚·斯卡尔帕（Julio María Sáscal）和巴西的博尔索纳罗（Bolsonaro）等政治人物，其思想和政策深受大西洋网络和蒙彼利埃圆桌会议的影响。他们不仅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市场自由，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压制性措施，如限制环保立法、支持化石燃料产业以及通过法律手段打击环保活动。这种做法与冷战时期的反共策略形成了明显的连续性，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社会自由的威胁。

此外，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还体现在对自由的重新定义上。在冷战时期，自由被理解为对共产主义的抵抗，而在当代，自由则被重新解释为对环境政策的反对。这种解释不仅服务于资本利益，还试图将环境行动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对立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气候否认主义成为一种新的“自由”的捍卫者，其背后隐藏着对社会正义和生态责任的忽视。

在思想层面，这种连贯性也表现为对自由市场理论的神化。例如，蒙彼利埃圆桌会议的成员和大西洋网络的资助者，往往将自由市场视为一种神圣的制度，其运行必须不受任何外部干预。这种神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理论中，还通过宗教和哲学话语得以强化。一些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如瓦克洛·卡洛斯（Václav Klaus）和阿列霍·查芬（Alejandro Chafuen），将自由市场与宗教信仰结合，强调市场自由的道德优越性。这种结合使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更成为一种政治和文化信仰，从而增强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还体现在对知识生产的控制上。大西洋网络和蒙彼利埃圆桌会议通过资助智库和研究机构，构建了一套特定的知识体系，其核心是维护自由市场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这种知识体系不仅影响了政策制定，还通过媒体和公共传播策略，塑造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例如，通过制造虚假的科学数据和专家意见，这些思想网络试图将环境问题转化为一种需要被“解决”的威胁，从而为他们的政治议程提供正当性。

在拉丁美洲，这种知识生产的军事化特征尤为明显。一些政治人物和智库成员，如查芬和费希尔，不仅在经济政策上支持自由市场，还在军事和政治策略上表现出强烈的干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政策，更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用于压制任何可能威胁到其利益的运动或思想。通过这种方式，气候否认主义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其背后是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网络。

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还涉及到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在冷战时期，自由市场思想被用来批评民主国家的政策，认为它们过于干预经济，威胁到市场自由。这种批评在当代被重新包装，成为对环境政策的反对。例如，一些右翼政治人物和智库成员，如特朗普（Trump）和博尔索纳罗，将环境政策视为对自由的侵犯，认为它们限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由。这种观点不仅服务于资本利益，还试图将环境问题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对立起来，从而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提供支持。

在思想和实践的结合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延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它通过经济政策和市场自由的倡导，推动了资本利益的扩张；另一方面，它通过压制和否定环境行动，维护了资本的主导地位。这种双重策略使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更成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力量，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从冷战时期的反共运动到当代气候否认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过程。它不仅涉及思想和政策的延续，还涉及到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对知识生产的控制以及对民主制度的攻击。这种连贯性表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理念，而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和文化战略，其目标是通过压制任何可能威胁到其利益的运动和思想，来维护资本的主导地位。这种战略在拉丁美洲得到了特别的体现，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