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威胁？法国和德国的用水抗议活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A threat to democracy? Water protests in France and Germany

环境危机叙事被用于合理化权力行使，包括对民主国家权威的挑战。本文以法国Volvic和德国Grünheide的水资源冲突为例，对比分析环保组织如何通过简单叙事（如明确责任方与受害者）影响公众认知，并探讨其与民主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Volvic案例中，环保组织通过法律行动揭露政府与企业的共谋，但承认需科学依据支撑；Grünheide案例则更直接挑战体制，将特斯拉的用水与本地农民需求对立，揭示经济利益凌驾于民主决策之上。两者均显示环境叙事可能强化或削弱民主，取决于如何处理权力结构中的知识垄断与责任分配问题。

　　环境危机叙述作为一种社会话语，常常被用来作为权力运作的正当性依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挑战民主国家权威的工具。这种现象在法国的Volvic和德国的Grünheide两个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地方都发生了与水资源过度使用相关的冲突，而环保组织和当地居民通过构建特定的叙事来争取对水权的保护，并以此推动政策变革。然而，这些叙事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反映出环境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在法国Volvic，水危机主要归因于国家机构在监管跨国公司行为上的不作为。Volvic地区的地下水层被Société des Eaux de Volvic（SEV）这一Danone集团的子公司大量开采，用于生产瓶装水并销往全球。环保组织如PREVA（Préservation Environnement Volcans d’Auvergne）在抗议活动中，批评地方当局对水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其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跨国公司达成了某种默许的关系。他们强调，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应当保护公共水资源，而不是让企业随意利用这些资源。尽管如此，这些环保组织并没有直接攻击Danone，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政府的“迟缓”和“无能”。他们认为，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是由于政府未能有效执行现有法律，而非企业本身的行为违法。这种叙事模式强调的是对国家权力的质疑，同时又试图在民主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

相比之下，德国Grünheide的抗议活动则更深入地触及了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问题。Grünheide是一个位于柏林东部的小镇，当地居民对特斯拉（Tesla）在该地建设超级工厂（Gigafactory）的水资源使用表示强烈不满。特斯拉的工厂每年预计消耗140万立方米的水，这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敏感。抗议者不仅质疑政府对特斯拉的默许，还批评其对当地水资源的破坏性影响。他们认为，特斯拉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其对水资源的使用不仅威胁到了地方生态，还挑战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Grünheide的抗议活动中，环保组织将政府和特斯拉都视为权力的象征，认为它们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这种叙事不仅涉及对水资源本身的保护，更强调了民主制度在面对跨国企业时的无力，以及这些企业如何利用政治和经济优势规避法律监管。

这两个案例揭示了环境危机叙述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运作方式。在Volvic，环保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机构未能有效监管跨国公司，从而导致水资源的过度使用。他们的抗议活动以“公民参与”和“公众咨询”为框架，试图在民主体系内部推动变革。这种策略反映了对“权力与共”（power with）的重视，即通过合作和学习，寻求共同利益。然而，他们也指出了“权力与他”（power over）的潜在风险，即国家机构在面对跨国公司时的妥协，使得法律执行变得不公正。这种双重性在Volvic的抗议材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环保组织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挑战政府的不作为；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水资源的枯竭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因素造成的，而非单一的公司行为。

而在Grünheide，抗议者则更直接地挑战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他们认为，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对特斯拉做出的让步，实际上削弱了民主制度的代表性。这种让步不仅体现在水资源的分配上，还体现在政府对特斯拉的监管宽松上。环保组织如Bürgerinitiative Grünheide（Grünheide市民倡议）指出，政府在审批过程中忽视了地方专家的意见，导致决策缺乏透明度和公众参与。他们强调，水资源的分配不应仅仅基于经济利益，而应考虑生态和社会公平。这种对“权力与他”的质疑，使得Grünheide的抗议活动更具挑战性，也更具批判性。他们不仅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其对特斯拉的政策，还试图构建一个超越现有政治体系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全球民主”（geopolitical democracy）。

环境危机叙述在不同国家的运作方式，反映了当地社会对民主制度的不同理解。在Volvic，环保组织倾向于通过法律手段和公众参与来推动政策改变，而并不直接攻击跨国公司本身。他们的目标是促使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以保护公共水资源。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主的合法性，但也可能削弱了民主制度的自我约束能力。而在Grünheide，抗议者则更倾向于挑战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力结构，认为政府的决策已经偏离了民主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利用其经济影响力，使得地方机构无法有效保护水资源。这种批判性的叙述不仅关注水资源的现状，还试图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两个案例还展示了环境危机叙述如何影响公众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在Volvic，环保组织通过强调政府的不作为，试图将水资源问题转化为对国家监管能力的质疑。而在Grünheide，他们则通过揭露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勾结，进一步挑战了民主制度的正当性。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对权力结构的接受程度和对民主制度的期望。在Volvic，环保组织仍然相信国家能够通过民主程序解决问题，而在Grünheide，他们则认为国家和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需要更深层次的变革。

此外，环境危机叙述还涉及对知识和科学的利用。在Volvic，环保组织强调科学证据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基于科学数据的决策才能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在Grünheide，抗议者则更多地依赖于简单、直接的叙述，如“特斯拉正在破坏我们的水资源”和“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民主”。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也可能忽视了更复杂的科学和政策问题，从而导致误解和偏见。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环境危机叙述不仅是对水资源问题的反应，更是对权力结构和民主制度的深刻反思。在Volvic，环保组织试图在现有框架内推动变革，而在Grünheide，他们则试图打破这种框架，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种差异表明，环境危机叙述可以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但其效果取决于具体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叙述可能有助于加强民主制度；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强化现有的权力不对等，甚至为权威主义提供合法性。

综上所述，环境危机叙述在不同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在Volvic，环保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国家机构的不作为，而在Grünheide，他们则更直接地挑战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案例表明，环境危机不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政治权力和民主制度的复杂议题。通过分析这些叙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环境主义如何与民主制度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