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维度如何影响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企业的存续？基于PSED II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聚焦制度维度（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对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活动及其生存率的影响机制。利用美国创业动态面板研究（PSED II）数据，团队采用二元逻辑模型与生存分析方法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规制维度）虽不直接影响机会型创业，但显著提升企业生存率；社会规范支持反而更利于生存型创业；而个体认知与金融支持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企业存续概率。该研究为制定差异化创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突破了过去“重机会、轻生存”的政策局限。

　　

创业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更青睐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因为它通常与创新、经济增长和高价值创造密切相关。相比之下，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那些因缺乏其他就业选择而被迫创业的活动——则常被视为被动选择，其发展潜力和贡献常被低估。然而现实世界充满了反差：著名约会软件Bumble的创始人Whitney Wolfe Herd是在经历职场挫折和个人困境后创立公司；运动品牌巨头Adidas的诞生源于其创始人Adi Dass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失业经历。如今，从Farmbox Direct的Ashley Tyrner到Chobani的Hamdi Ulukaya，众多成功企业家都从“生存型创业”起步，最终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这些案例引发了一个深层问题：我们是否过分夸大了创业动机（机会vs.生存）对企业长期成功的决定性作用？

在此背景下，由Tatiana Lopez、Claudia Alvarez和David Urbano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系统性研究，他们试图跳出“哪种创业类型更优”的二元辩论，转而关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不同的制度环境维度如何影响两类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该研究最近发表在管理学权威期刊《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上。

研究团队采用了美国创业动态面板研究（PSED II）的纵向数据，该数据库跟踪了2005年至2011年间477家新创企业的发展轨迹，包含3,792条观察记录。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Panel Logit Model）和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方法，团队检验了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三大制度维度对创业类型及生存率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挑战了许多传统认知。与预期相反，政府支持（规制维度）并不能有效区分机会型与生存型创业，但对提升两类企业的生存率都有显著作用。社会规范环境（规范性维度）显示出了令人意外的效果——对成功和风险承担持鼓励态度的社会文化反而更有利于生存型创业者的出现。最具启示的发现来自文化认知维度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当创业者对自己的努力能力高度自信（文化认知维度），且身处金融支持充足的环境（规制维度）时，企业的生存概率显著提升；然而当这种自信与过度鼓励的社会规范结合时，反而可能因盲目乐观而增加失败风险。

研究方法上，团队首先使用面板二元逻辑模型分析制度维度对创业类型的影响，然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参数生存模型分析企业生存率。关键变量测量包括：创业类型（机会型=1，生存型=0）、生存时间（从创业到退出的时间），以及三大制度维度的多指标测量——规制维度含政府支持和金融支持；规范性维度含成功支持、风险承担、创造力等8个社会文化指标；文化认知维度则包括创业经验、技能自信、风险偏好等6个认知因素。

5.1 创业类型决定的制度逻辑

数据显示，规制维度中的政府支持对区分创业类型无显著影响，而金融支持甚至呈现负相关（β=-0.476, p<0.1），表明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反而降低了成为机会型创业者的概率。规范性维度中，社会对成功的支持（β=-0.426, p<0.01）和风险承担的鼓励（β=-0.295, p<0.05）均显著指向生存型创业，推翻了“良好社会氛围必然促进机会型创业”的假设。文化认知维度中，创业经验、技能自信等指标也更多关联生存型创业，唯有高等教育背景（本科及以上）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

5.2 企业生存的制度机制

生存分析呈现不同图景：政府支持显著提升生存率（p<0.01），而金融支持单独作用时反而增加失败风险。最重要的发现是交互作用——当个体的努力自信与金融支持形成合力时，企业生存率显著提高（p<0.1）；但当努力自信与社会规范支持结合时，失败概率反而增加（p<0.01）。这表明制度维度需协同作用，单一维度的支持可能产生反效果。

5.3 创业类型与生存率的关系

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发现，机会型与生存型创业的生存率无显著差异（χ2=0.57, p=0.448），颠覆了“机会型创业必然更持久”的传统认知。

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比传统认知更加复杂。规制性支持虽不决定创业类型，但直接影响企业生存；规范性环境可能意外促进生存型创业；而文化认知因素与制度环境的匹配质量才是预测企业存续的关键。这些发现对创业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金融支持需与能力建设措施结合，避免造成依赖症；其次，创业教育应平衡战略视野与实操技能培养；最后，政策设计需考虑制度维度间的协同效应，而非提供单一化支持。

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了制度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静态应用，揭示了制度维度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实践上则为制定差异化创业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提示政策制定者需根据创业类型和发展阶段设计多维支持体系，最终实现既要鼓励高潜力机会型创业，也要提升生存型创业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