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家庭隔代育儿的核心机制：基于整合式家庭模型的质性研究

本文深入探讨中国家庭中祖父母参与3岁以下儿童照料的现实安排与代际互动机制，通过构建整合式家庭模型（Integrated Family Model），揭示传统家庭义务与代际亲密关系在社会转型中的重构。研究采用质性方法，从镶嵌式家庭主义（mosaic familism）、代际性（intergenerationality）和生态系统理论等多维度解析代际身份认同与育儿实践的内在联系。

　　

1 引言

全球范围内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已成为普遍现象。英国63%的祖父母在过去12个月内照顾过16岁以下的孙辈，SHARE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等11国）这一比例为44%。美国约300万祖父母承担孙辈抚养责任，中国城市家庭中77.7%的3岁以下儿童由祖父母参与照料。这种代际育儿模式被学者称为当代家庭关系的"核心"（Yan 2021）和"支点"（Arber and Timonen 2012）。

尽管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日益普遍，但关于祖父母参与育儿的具体安排及其背后的代际互动机制仍缺乏深入理解。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育儿安排和代际互动，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隔代照料提供新视角，并构建适用于中国语境的整合式家庭模型。

2 中国隔代育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

2.1 育儿政策

育儿政策包含政府影响育儿供给、需求和质量的各项行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鼓励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等"单位"（dan wei）体系建立托儿所和幼儿园。1978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制在市场化转型中瓦解，政府所属的托育机构数量急剧减少。

市场化时代，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保持高位，6岁以下儿童母亲的就业率达72%。与高学历女性相比，未受高等教育的女性面临更显著的生育惩罚效应，包括缩短工作时间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中国的育儿政策显得不够慷慨，特别是对3岁以下儿童。私立托育机构短缺，政府更关注3-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2022年3-6岁儿童毛入园率达89.7%，而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仅为7.8%（2023年）。国务院指南将家庭定义为育儿的主要提供者，公立育儿服务主要面向危机家庭而非普通家庭。这种状况与其他东亚国家缺乏家庭政策和育儿支持的情况相似。

2.2 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对中国家庭产生深远影响。在人口增长和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计划生育自1960年代纳入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一孩政策"被宪法化并在全国实施，对汉族和城市人口执行更为严格。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TFR）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2010年TFR仅为0.76，城市化率高是政策效果显著的原因之一。

一孩政策不仅控制人口，更影响了亲子关系。由于一孩政策和激烈社会竞争，父母对独生子女期望很高并大量投资。当子女成年后，父母继续提供经济情感支持、照料和家务帮助。在独生女家庭中，外祖母参与女儿子女照料的现象日益增多。研究发现一孩政策意外地加强了农村家庭中已婚女儿与娘家父母的关系。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2020年推出三孩政策。Timonen和Arber（2012）指出，发达国家中生存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导致祖父母供给增加而孙辈供给减少。中国典型的4-2-1或4-2-2家庭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一或两个孩子）与此相似。中国男性退休年龄60岁，女性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这种提前退休年龄尤其影响祖母的育儿供给。与儿童照料相比，由于优先照顾儿童，老年人照料存在赤字。虽然一孩政策已终止，但其影响仍持续对家庭生活产生长期影响。

2.3 社会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家庭按辈分、年龄和性别对个人进行排序。Harrell和Santos（2016）提出中国经典父权结构的工作模型，包含"家庭关系中威望和权力的两个主要轴心：代际轴心和性别轴心"。老年人拥有对年轻人的威望，男性拥有对女性的威望。父权传统、孝道和家庭地位关系都强调老一代的权威和年轻一代的服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性社会政治变革改变了中国经典父权制的代际轴心和性别轴心。在代际轴心方面，老一代失去权力，但孝道仍被重视且不再是无条件的，老一代必须通过建立情感连接来赢得子女的孝顺支持。同时，代际轴心的性别特征变得 less 父系而更加双边。育儿模式从父系模式转向双边或母系模式。

在性别轴心方面，性别分工几乎绝对。与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一样，中国社会中女性承担更多家庭工作。随着国家从福利服务中退出，女性面临的无偿家庭工作负担日益加重。

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育儿安排和代际互动得以展开。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概述凸显了育儿和人口的快速变化以及中国家庭的文化变迁。

3 构建理论框架

整合式家庭模型基于三个理论视角构建：镶嵌式家庭主义、中国新家庭主义中的代际性以及人类发展的生态框架。

Ji等（2020）将独特的家庭模式"镶嵌式家庭主义"描述为："一种双边的、代际共生的系统，遵循性别化模式，父母（夫妻双方）和成年子女在财务和情感上相互依存，关于性别和家庭的现代实践与传统规范同时共存、交织和冲突"。该模型创建了双边、代际和多核共生的镶嵌家庭模型来说明共生系统。

Yan提出使用代际性概念作为描述家庭生活变化和理论化代际互动新模式的工具。与代际关系相比，代际性概念有三个优势：首先是中性术语没有预设含义；其次关注代际间的互动而非关系；第三强调个体能动性而不忽视代际互动的主观方面。他识别了中国新家庭主义中的代际身份和亲密转向特征："代际依赖和团结在家庭生活的实用和情感方面都获得了新的显著性，以至于新的代际身份正在形成。这种身份将父母和成年子女联结成一个统一整体，在家庭话语和实践中被称为'亲子一体'"。"亲密转向"已经发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家庭情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

Bronfenbrenner的人类发展生态框架包含五个相互锁扣和相互依赖的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在整合式家庭模型中，三个家庭可视为微系统，共生系统等同于中系统，它们都位于中国社会这个宏系统中。时间系统在模型右侧呈现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线。

这些模型各自都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研究发现，但本身不足以概念化中国家庭的育儿安排。镶嵌家庭模型有助于理解共生系统的代际、双边和多核特征，但缺乏将共生系统置于更广泛背景及其互动动态中。生态框架虽然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框架，但基于西方语境发展，未能充分考虑文化差异。通过将镶嵌式家庭主义、中国新家庭主义与生态框架结合，该模型提供了综合全面的方式来理解研究发现。

4 质性研究设计探索中国城市中3岁以下儿童的祖父母照料

基于整合式家庭模型，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探索当代中国家庭中祖父母对3岁以下儿童的照料。该模型为研究问题的制定和数据收集提供信息，特别是关于模型中的祖父母-父母共生系统。

4.1 研究问题

本文回答以下问题：祖父母-父母共生系统如何运作于育儿安排和代际互动？整合式家庭模型如何帮助解释研究发现？

4.2 数据收集

参与者在吉林省洮南市招募。洮南是白城管辖的四个县级市之一，面积5107平方公里，人口46万（城区18万，农村28万）。研究采用以下纳入标准：为3岁以下孙辈提供照料的祖父母；由祖父母照料孩子的父母；每个家庭一名祖父母和一名父母；每个家庭至少一名参与者居住在洮南城区。

采用四种招募方式：在线招募、社区医疗中心招募、个人网络和滚雪球抽样。最终从16个家庭招募30名参与者。研究设计对同一家庭的祖父母和父母分别进行一对一访谈，实现数据收集的三角验证。

参与者包括15名祖父母和15名父母。除徐峰[11G]是外祖父外，所有祖父母组参与者都是祖母。所有15名父母组参与者都是母亲。祖父母年龄51-63岁，大多数50-60岁，仅两人超过60岁。母亲年龄24-37岁，5人30岁以下，10人30岁以上。4名祖父母是父系，11名是母系。大多数祖父母参与者是母系祖父母，特别是外祖母。子女数量方面，两名祖父母有两名成年子女，其他13名都只有一个成年子女。母亲组中，两人有两个孩子，其他都只有一个孩子。

4.3 数据分析

采用主题分析法分析数据。分析过程遵循Braun和Clarke的最新流程：熟悉数据集；编码；生成初始主题；发展和审查主题；完善、定义和命名主题；撰写报告。分析以整合式家庭模型为指导，编码主要采用归纳策略识别与研究问题和兴趣相关的内容。

数据分析从熟悉开始。访谈以中文进行和转录。NVivo12用于转录本编码。第一阶段编码几乎对所有数据编码，避免早期数据丢失。第二阶段编码审查代码并将描述性代码分组到子主题下。生成初始主题和子主题列表并应用于其他转录本，在此过程中审查和修订主题列表。

主题生成阶段开发了13个主题。通过创建个案可视化模型帮助跳出代码回归每个案例。绘制每个案例的可视化模型并撰写分析摘要，帮助研究者再次沉浸数据并更熟悉整个数据集。在此过程中，分散主题、子主题或代码间的关系变得清晰。整理从每个案例开发的主题和子主题并分析整个数据集后，形成四个主题：育儿观念、祖父母育儿观念、育儿安排和祖父母与父母间的代际互动。

5 代际动态：安排；互动；身份

整合式家庭模型将祖父母照料的生活经验理解为一个随时间发展的共生系统，受到中国社会更广泛结构和历史发展的促成和约束。

5.1 代际亲密："心疼姑娘"

祖父母与父母（父母与其成年子女）间的亲密联系是共生系统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外祖母与成年女儿间的亲密联系是外祖母参与育儿的强烈动机。"心疼姑娘"（关心女儿）是访谈中广泛使用的短语。

吕霞[12G]和女儿石阳[12P]在孩子出生后头9个月一起在石阳公寓照顾孩子。9-33个月由吕霞[12G]和丈夫在自己公寓照顾。33-36个月由外祖母和祖父母在父母公寓照顾，但父母不与孩子同住。当被问及参与这套复杂安排的动机时，她回答："心疼姑娘。如果是儿媳，我不会帮忙。我们私下说，我不会让自己这么累。现在大多数带孩子的祖父母都是外祖母。都是心疼女儿。"

参与者也明确表示，他们参与的育儿安排取决于父母和祖父母的可用性这一非常实际的问题。冯曦[05G]认为照顾者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可用性。母亲和祖母都不可用：母亲因工作平日无法照料，但会在外祖父母家与女儿共进午餐；祖母因需照顾祖父而不可用。只有冯曦[05G]可用作照顾者。韩石[08G]是外祖母："他的祖母干农活，种水稻，有时在辣椒厂工作。她很忙。我有空在家。"祖母不可用，韩石[08G]是唯一可用的照顾者。

然而对一些祖母，她们的可用性源于将育儿责任优先于工作。朱峰[09G]在女儿结婚时停止了生意准备承担照顾者角色："因为我没有正式工作。我家在农村，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有个小生意。自从她（秦曦[09P]）结婚，我就不做生意了。我知道她会有孩子。她婆婆现在工作，不能帮忙带孩子。我女儿不能自己照顾孩子。我早就准备做照顾者。两年前就准备好帮她带孩子……因为是为了孩子，特别是为了下一代。你不能不管他们。她不能自己照顾孩子。我能安心做生意吗？而且她不想要二胎。照顾孩子就两三年。你能不管她吗？不能。没有父母会不管孩子……你不能专注于生意，会因担心他们而分心。不如放弃生意专注于育儿。"

当多个祖父母可用且愿意担任照顾者时，倾向于由母亲偏好决定。沈莎[07P]认为母亲作照顾者是好的选择，称母亲整洁导致儿子干净。她还谈到母亲和婆婆喂养方式的不同："他的祖父母做生意。我们生活习惯不同。他祖母喂养的方式，我不习惯。我妈妈会在他说饱时停止喂养。他祖母即使他说饱也会继续喂到她期望的量……而且我妈妈很整洁。"类似地，陈秀[05P]更偏好母亲作照顾者，即使祖母表示愿意照顾孩子："我的生活习惯与她祖母不同……分娩前，她祖母说愿意照顾孩子。但实际上是她外祖母照顾她。其实我心里更希望外祖母照顾。因为容易沟通。毕竟婆媳之间不好说话。不想因小事吵架。所以外祖母照顾更多。就是这样安排的。"

对陈秀[05P]，她担心如果祖母作照顾者，与婆婆的潜在争吵会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外祖母作照顾者这方面担忧较少。她可能与母亲也有争吵，但认为与母亲更容易沟通。香港的一项质性研究发现，父母与岳父母冲突的可能性高于与自己父母。

魏敏[16P]表达了关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