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能源转型中的国家角色演变：两种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聚焦国家在可持续转型中的角色变化，探讨中国省级层面的低碳能源治理模式分化。研究者通过对比内蒙古与江苏的案例，揭示了集中式发展型国家模式与分布式网络治理模式的协同演化路径，挑战了“国家单一主导”的传统叙事，为理解多元主体参与的能源转型提供了新框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背景下，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已成为各国核心战略议题。传统观点常将中国的绿色能源转型简单归结为“国家主导”模式，但现实中，不同省份在相同国家政策框架下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种分化现象引发深层思考：国家究竟如何通过治理结构塑造转型路径？是否存在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为解答这些问题，奥斯陆大学文化与创新研究中心的Kejia Yang与北京大学的Kaidong Feng合作，在《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发表研究论文，通过构建“治理结构与转型路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对中国内蒙古和江苏两省进行对比案例研究。研究发现，内蒙古遵循以规模经济为导向的集中式发展型国家模式，依赖大型发电企业和电网公司推动超高压输电技术；而江苏则发展出分布式网络治理模式，通过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和市场机制创新，整合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工商业用户等多元主体。这两种模式分别对应不同的技术选择、制度安排和权力分配方式，反映了地方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历史路径依赖的深刻影响。

研究采用多方法融合的策略：首先通过理论抽样选取极化案例（内蒙古与江苏），确保对比显著性；其次整合53场半结构化访谈、22人研讨会、政策文本分析与行业会议观察， triangulation（三角验证）数据来源；最后运用跨案例比较分析，聚焦决策主体、问题框架与治理逻辑三个维度编码数据。所有 fieldwork（田野调查）于2017-2019年期间完成，涵盖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发电集团、制造商及行业协会等关键利益相关方。

4.1 中国煤电主导体制的历史根基

研究指出中国电力系统长期依赖大规模煤电与远距离输电架构，空间上呈现“西北资源富集-东南负荷中心”的错配格局。国家电网公司（SGCC）开发的超高压（UHV）技术成为支撑这一系统的核心，而省级政府通过年度发电配额调度机制保留显著自主权。2009年后可再生能源优先调度政策虽已出台，但地方执行差异显著。

4.2 内蒙古：规模经济驱动的集中式系统

内蒙古依托资源优势发展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基地，通过扩大输电容量与辅助服务市场解决消纳问题。技术选择聚焦高压穿越技术、火电灵活性改造，制度层面鼓励发电企业与大用户直接交易。治理结构由大型发电集团（如大唐、华能）和电网公司主导，新进入者参与空间有限，形成以经济效率和行政协调为核心的发展逻辑。

4.3 江苏：面向灵活性的分布式系统

江苏作为能源输入型省份，率先推动分布式光伏（DSPV）与微电网建设。State Grid Jiangsu（国网江苏）主动转型为能源服务商，推动峰谷电价、点对点交易机制创新。技术路径依赖ICT、储能与智能电网技术，吸引华为、远景等新进入者参与。治理结构呈现多元主体协作特征，地方政府通过示范项目和政策试验促进制度创新。

4.4 两省治理结构对比

研究总结两省在运营逻辑（规模经济vs灵活性）、关键主体（ incumbent主导vs新进入者参与）、技术路径（UHVvs微电网）和市场机制（辅助服务vs点对点交易）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内蒙古强化其作为国家能源基地的传统角色，而江苏则探索适应高密度负荷和产业升级的分布式解决方案。

研究最终提炼出两种广义治理模型：发展型国家支持网络模型（Model 1）依赖国家协调与 incumbent企业合作，擅长资源整合但易陷入技术制度锁定；分布式网络治理模型（Model 2）通过多元主体互动与地方实验探索多样化解决方案，更具适应性和创新包容性。两者在未来可能形成互补或竞争关系，集中式系统保障跨区域电力平衡，分布式系统提升本地韧性与再生能源渗透率。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国家垄断叙事”的局限，揭示了子国家层面治理结构的演化多样性，对东亚发展型环境主义（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alism）理论构成重要修正。其提出的协同演化框架为分析不同地区可持续转型路径提供了通用工具，尤其对如何规避锁定效应、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具有政策启示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供给端与需求端区域在治理结构分化中的动力学机制，以及两种模型在全国尺度上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