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及成年早期四种主要精神障碍对同胞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一项全国性登记研究

本研究基于芬兰全国登记数据，探讨了儿童及成年早期主要精神障碍（MPDs）患者对其同胞未来社会经济地位（SES）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健康个体的同胞相比，MPDs患者的同胞在教育成就、就业状况及个人可支配收入方面均处于劣势，其中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同胞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研究揭示了MPDs的社会经济负担具有家庭聚集性，强调了早期对患者同胞提供支持的重要性。

　　

在当今高收入国家，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问题日益成为重大公共卫生挑战。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以及焦虑障碍等主要精神障碍（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MPDs）不仅给患者个体带来沉重负担，也对其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患者本身的预后，例如其教育成就、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往往较差。然而，一个常被忽视的视角是：这些障碍是否也会“波及”患者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共享遗传背景、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这种独特的关系使得他们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相互产生深远影响。既有证据表明，精神障碍在家族中存在聚集现象，但关于患者同胞是否会因此遭遇长期社会经济劣势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为此，一项发表在《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的研究利用芬兰全国性登记数据，深入探讨了儿童及成年早期（5-25岁）被诊断患有MPDs的个体（称为“先证者”）对其同胞成年后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该研究不仅涵盖了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双相障碍、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这四种主要精神障碍，还创新性地纳入了同父同母的全同胞、同母异父和同父异母的半同胞进行比较，以辨析遗传与环境因素的相对作用。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依托了几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利用了芬兰的全国性登记系统，包括芬兰护理登记系统（Finnish Care Register, FCR）和芬兰统计局的社会经济模块（FOLK modules），通过个人唯一识别码进行数据链接，确保了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其次，研究采用了匹配队列设计，为每位MPDs先证者匹配了最多10位无精神障碍的对照个体，并分别识别出其全同胞和半同胞，最终纳入了数万名同胞进行长期随访。在统计分析方面，研究不仅使用了逻辑回归和中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终点结局（如教育成就、失业状态和收入），还采用了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对年度收入和就业状况的重复测量数据进行了纵向分析，以更全面地捕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此外，所有模型均调整了多种潜在混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区、父母教育水平、父母精神病史等，并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来处理家庭内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主要发现

与无MPDs先证者的同胞相比，有MPDs先证者的全同胞在随访结束时失业的调整后比值比（aOR）为1.35（95% CI: 1.31-1.39），未获得高等学历的aOR为1.28（95% CI: 1.24-1.31），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低1255.9欧元（95% CI: -1385.6, -1126.3）。在不同类型的MPDs中，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先证者的全同胞受影响最大（失业aOR=1.60，收入低1887.5欧元），而半同胞（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中也观察到类似但较弱的关联。

纵向分析结果

使用GEE模型对年度数据的分析显示，有MPDs先证者的全同胞在整个观察期间失业的 odds 比为1.22（95% CI: 1.20-1.23），年收入平均低947.8欧元（95% CI: -1018.0, -876.4）。半同胞中的关联强度依次减弱。

亚组分析

按先证者诊断年龄分层显示，先证者在较年轻（5-14岁）时被诊断，其同胞的SES劣势更明显。按同胞性别分层发现，男性同胞的收入差距通常大于女性同胞。此外，当从收入中剔除社会福利转移部分后，同胞间的收入差距几乎翻倍，提示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未能消除这种差异。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登记数据证实，儿童及成年早期发生的MPDs不仅影响患者自身，也对其同胞的长期社会经济状况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全同胞中最为明显，在半同胞中较弱，提示遗传因素和共享家庭环境可能共同作用。其中，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带来的负担最重，这可能与其慢性、致残性症状对家庭环境的持续影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芬兰这样的高福利国家，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收入转移制度，MPDs患者同胞的社会经济劣势依然存在，若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

该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和政策意义。它强调了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支持的必要性，特别是关注其兄弟姐妹的需求，早期干预可能有助于 mitigating 其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此外，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全面评估精神障碍的社会经济负担，为资源分配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可能存在的未测量混杂因素、仅基于二级医疗记录可能遗漏未治疗病例、以及芬兰特定社会背景可能限制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在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下验证这些发现，并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