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自恋与集体自尊对内外群体阴谋论的差异化影响：“甜蜜毒药”与“温和良药”的双路径模型解析

本研究发现集体自恋（CN）与集体自尊（CSE）通过不同心理机制差异化预测内外群体阴谋论：在中国样本中，CN通过外群体威胁感知助长外群体阴谋论，通过工具化对待内成员激发内群体阴谋论；CSE则通过受害者意识强化外群体阴谋论，通过系统正当化信念抑制内群体阴谋论。该研究为理解不同形式群体认同与阴谋论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跨文化证据。

　　

背景

2021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凸显集体自恋（Collective Narcissism, CN）与阴谋信念的关联。研究区分两种内群体积极态度：CN作为防御性形式，表现为对内群体优越性的信念与对外部认可的需求；集体自尊（Collective Self-Esteem, CSE）则指独立于他人评价的积极内群体评价。尽管存在概念重叠，但控制重叠后二者心理行为关联呈现分化：非自恋性内群体积极态度（如CSE）与建设性群际态度相关，而CN则预测对外群体的敌意态度和阴谋信念。

集体自恋与阴谋论

元分析显示CN与外群体阴谋信念存在稳健关联。波兰、美国和中国研究均发现CN预测针对外群体（如犹太人、俄罗斯、美国）的阴谋信念。机制在于CN个体对外群体威胁高度敏感（如核威胁感知），并通过将恶意阴谋归因于外群体来维护群体形象。假设1提出CN通过外群体威胁感知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外群体阴谋信念。

同时CN也预测内群体阴谋信念。CN与脆弱型自恋存在显著相关，其自我利益优先于群体福祉，导致工具化对待内成员（即将他人视为达成个人目标的工具）。通过心理投射机制，CN个体将自身动机投射至内成员，从而增强内群体阴谋信念。假设2提出CN通过工具化对待内成员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内群体阴谋信念。

集体自尊与阴谋论

不同于CN，CSE体现安全型内群体认同，预测更开放的群际态度和更低的外群体威胁敏感性。但中国独特受害历史使受害者意识成为国民心理组成部分，当前中美互动（如贸易战）进一步强化此意识。我们推测CSE通过激发受害者意识促进外群体阴谋信念（假设3a），而通过系统正当化信念（即认为社会系统合理正当）抑制内群体阴谋信念（假设4a）。美国背景下则预期CSE负向预测内外群体阴谋信念（假设3b、4b）。

研究概述

三项横断面研究分别在中国（研究1-2）和美国（研究3）展开，测量CN、CSE、内外群体阴谋信念及中介变量。研究1为探索性研究，研究2-3检验中介机制。

研究1

800名中国参与者完成CN（5项，α=0.59）、CSE（16项，α=0.83）、外群体（美国）阴谋信念（7项，α=0.92）和内群体阴谋信念（6项，α=0.80）量表。路径分析显示CN正向预测外群体（β=0.384）和内群体（β=0.110）阴谋信念；CSE正向预测外群体（β=0.081）但负向预测内群体（β=-0.400）阴谋信念。

研究2

385名中国参与者使用扩展CN量表（9项，α=0.75）及新增中介变量：工具化对待（7项，α=0.65）、外群体威胁感知（4项，α=0.93）、受害者意识（8项，α=0.88）和系统正当化信念（8项，α=0.87）。结果复现研究1模式。中介分析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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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外群体威胁→外群体阴谋信念（部分中介，间接效应占比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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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工具化对待→内群体阴谋信念（部分中介，占比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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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受害者意识→外群体阴谋信念（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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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系统正当化信念→内群体阴谋信念（完全中介，占比82.98%）

研究3

397名美国参与者完成相同测量。仅CN通过外群体威胁感知部分中介预测外群体阴谋信念（间接效应占比55.49%）的假设成立。CN与内群体阴谋信念路径不显著，CSE与内外群体阴谋信念路径均不显著。中美比较显示国家调节CN→内群体阴谋信念（B=0.17）和CSE→内群体阴谋信念（B=-0.47）路径。

总体讨论

CN与外群体阴谋信念的关系在中美文化间一致，均通过外群体威胁感知中介。其余路径存在文化特异性：中国样本中CN通过工具化对待预测内群体阴谋信念，CSE通过受害者意识促进外群体阴谋信念，通过系统正当化信念抑制内群体阴谋信念。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中美政治体制差异（一党制vs两党制）、权力不对称性及历史受害经历的不同。研究挑战了阴谋信念单质性的假设，强调区分内外群体阴谋论的重要性。

优势与局限

研究预注册、样本文化多样性为优势，但横断面数据限制因果推断，未来需扩展至政党、组织等多群体层面，并考虑政治取向等混淆因素。

结论

不同形式内群体积极态度与阴谋信念的关系存在差异：CN如同“甜蜜毒药”既滋养外群体阴谋论也激发内群体阴谋论；CSE在中国文化中则呈现“温和良药”与“双刃剑”特性。这些发现强调了区分自恋性与非自恋性群体认同对社会认知评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