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职业安全与健康中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的最新范围综述

本综述系统回顾了职业安全与健康（OSH）领域的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研究，聚焦于模型开发、验证（如Cronbach’s α、SEM）及应用现状。文章指出当前模型缺乏统一验证指标（如AVE、CFA），且多集中于中高收入国家（如印尼、巴西），呼吁未来研究加强跨文化、多行业的模型适配性与有效性评估，以提升工作场所安全绩效。

　　

引言

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概念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首次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职业安全与健康（OSH）领域。多个机构对其定义进行了补充，例如INSAG强调“组织与个人将核电站安全问题置于优先地位的特质与态度”，而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则将其描述为“组织成员对风险、事故与健康问题的共同信念”。尽管已有诸多尝试（如Guldenmund、Díaz-Cabrera等研究），但安全文化的构建与成熟度评估仍缺乏共识。

1993年，Westrum基于信息处理方式提出组织文化类型学，将组织分为病理型（Pathological）、官僚型（Bureaucratic）和生成型（Generative），这一分类被视为成熟度模型的雏形。此后，杜邦布拉德利曲线（DuPont Bradley Curve）首次明确了安全文化成熟度的四阶段模型：被动反应（Reactive）、依赖（Dependent）、独立（Independent）和互依（Interdependent）。2001年，Hudson在Westrum模型基础上增加了“主动型（Proactive）”和“计算型（Calculative）”，形成五级成熟度模型。同期，Fleming为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HSE）开发了另一五阶段模型，涵盖萌芽（Emerging）到持续改进（Continually Improving）的演进过程。

方法

本研究遵循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最新指南与PRISMA-ScR框架，采用“人口-概念-背景”（PCC）模型筛选文献。检索范围包括PubMed、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辅以手工检索。最终纳入17项研究，其中59%为新发展或改编的模型，其余为既有模型（如Hudson、Fleming模型）的应用。数据提取涵盖模型维度、评估方法、可靠性验证（如Cronbach’s α、结构方程模型SEM）及有效性指标（如平均变异抽取AVE、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结果

模型特征与应用

纳入研究多来自印尼、中国、巴西等中高收入国家，行业覆盖石油天然气、航运、建筑及医疗服务业。领导力（Leadership）、沟通（Communication）、参与度（Participation）及培训（Training）是最高频的评估维度。约29%的研究进行了可靠性测试，但仅12%的模型（如Liana等和Sudiarno等的研究）完成了有效性验证。评估方法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仅少数研究（如Pei和Siuta）采用数学指标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局限性与质量评估

质量评估显示，65%的研究为高质量（符合6/8方法学标准），但普遍存在验证不足的问题。无研究将成熟度模型用于干预措施效果评估，且模型跨地域、跨行业的适用性未得到充分验证。此外，低收入国家数据缺失，限制了模型的全球普适性。

讨论

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为组织提供了提升安全绩效的路线图，但当前研究仍存在三大缺口：

1. 1.
   标准化缺失：模型维度与评估方法差异显著，缺乏可比性；
2. 2.
   验证不足：多数模型未经过可靠性或有效性检验，影响结果可信度；
3. 3.
   地域偏见：研究集中于亚洲与南美洲，缺乏全球代表性数据。
   未来需开发经严格验证（如CFA、SEM）的通用框架，并拓展至低收入国家与中小型企业，以推动安全文化的实践转化。

结论

本综述凸显了安全文化成熟度模型在OSH领域的潜力与挑战。通过整合多维度指标（如领导力、学习型组织构建）并强化模型验证，可助力组织精准定位安全短板，实现从合规性管理到文化内化的转型。后续研究应聚焦模型的本土化适配与跨文化比较，以构建全球适用的安全文化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