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认知疗法治疗失眠：一项关于临床结果及认知注意综合征因素在失眠中作用的开放队列研究

本研究针对学生运动员面临的睡眠昼夜节律失调问题，聚焦社会时差(SJLsc)现象，通过rMEQ、GSES、ESS等量表评估，发现62.7%参与者存在中度社会时差(1-2小时)，且SJL与学业成绩呈负相关(r=-0.26)。结果表明体育参与可能作为保护因素，为双重职业生涯人群的睡眠健康管理提供新见解。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环境中，学生运动员群体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完成繁重的学术任务，还必须保持高强度的运动训练。这种双重职业生涯模式虽然能促进个人发展，却也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近年来，睡眠问题已成为影响这个特殊群体健康表现的关键因素，其中社会时差（Social Jetlag）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社会时差是指个体生物钟与社会作息时间之间的错位现象，类似于长途飞行后的时差反应，但却持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社会时差在普通大学生和精英运动员中普遍存在，但关于学生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时差研究几乎空白。令人惊讶的是，在PubMed数据库中以"social jetlag"和"student-athlete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日期2025年4月9日），竟然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结果。这一发现凸显了该领域研究的严重缺失，考虑到学生运动员同时承受着严格的训练计划和学术要求，他们可能面临着更严重的昼夜节律失调风险。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葡萄牙阿威罗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旨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生运动员中社会时差的频率及其对各项健康指标的影响。该研究最近发表在《Sleep Medicine: X》期刊上，为我们理解这个特殊群体的睡眠健康提供了重要见解。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团队采用了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在线问卷平台LimeSurvey收集数据。研究纳入了67名葡萄牙高等教育学生运动员，使用经过验证的多项评估工具：采用修正的睡眠中点法（SJL_sc）计算社会时差；使用简化晨夜型问卷（rMEQ）评估昼夜偏好；通过格拉斯哥睡眠努力量表（GSES）测量睡眠努力程度；运用日间嗜睡感知量表修订版（DSPS-R）和Epworth嗜睡量表（ESS）评估嗜睡状况；采用Kessler心理困扰量表（K10）测量心理压力水平；并通过运动表现感知问卷（SPPQ）评估运动表现自我感知。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参与者平均年龄21.4岁，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在社会时差分布方面，大多数参与者（62.7%）报告存在1-2小时的中度社会时差，仅有6%的参与者表现出大于2小时的高度社会时差。这一发现与学生运动员可能受到保护免受严重昼夜节律失调的假设相一致。

相关性分析揭示了社会时差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r = -0.26, p < 0.05），表明社会时差越大的学生，其学业表现越差。同时，晨型特征（rMEQ得分较高）与更好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r = 0.27, p < 0.05）。这些发现支持了生物钟与社会时间表更好对齐可能改善学业结果的假设。

社会时差频率分析进一步证实，学生运动员群体的社会时差水平相对较低，与普通大学生群体相比，严重社会时差（>2小时）的比例明显较低（6% vs 文献报告的12-14%）。这一差异可能源于学生运动员更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更好的健康监测体系。

社会时差类别分布分析显示，虽然不同社会时差组别在大多数自我报告指标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晨夜型特征（rMEQ）接近统计学显著性（p = 0.055），提示晨型个体可能报告较低的社会时差水平。

chronotype分布分析表明，夜型个体报告的平均社会时差为67.50分钟，中性型为72.30分钟，而晨型个体仅为47.86分钟。尽管这些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性，但趋势表明晨型个体可能经历较少的昼夜节律失调。

规范数据比较发现，当前样本在多个量表上与规范人群存在显著差异：rMEQ得分显著低于规范值（d = 0.64），表明学生运动员群体更倾向于夜型特征；GSES得分显著高于规范值（d = 0.36），显示更大的睡眠努力；DSPS-R得分显著低于规范值（d = 0.69），表明日间嗜睡感知较低。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强调了几个重要发现。首先，学生运动员中显著社会时差的患病率较低，这表明参与体育运动可能作为一种保护因素，可能源于更大的健康意识和监测。这一发现与先前的研究形成对比，后者报告普通大学生中社会时差>2小时的比例高达13.4%，而本研究样本中仅有6%的参与者处于这一范围。

其次，研究发现社会时差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Díaz-Morales & Escribano（2015）和Haraszti等（2014）的先前研究一致。晨型特征与更好的学业表现相关，支持了生物钟与社会时间表对齐可能促进学术成功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夜型chronotype个体报告了更大的社会时差（67.50分钟），但组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但也可能反映了学生运动员群体特有的适应性机制——即使是有夜型倾向的个体，也可能因为严格的训练计划而发展出更规律的睡眠模式。

研究的优势包括首次在葡萄牙学生运动员群体中应用睡眠修正社会时差计算公式（SJL_sc），以及纳入了睡眠努力（GSES）和日间嗜睡感知（DSPS-R）等较少探索的主观睡眠体验维度。

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性。样本量相对较小（n = 67）可能限制了统计检验力；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引入回忆偏倚；缺乏客观睡眠评估（如活动记录仪）降低了睡眠参数估计的精确性；未控制可能影响睡眠模式的医疗或精神疾病状况及药物使用。

未来研究方向应包括：探索可能缓冲社会时差影响的保护性因素（如结构化常规、机构支持）；纳入未评估的相关变量（药物使用、训练时间规律性、训练时间与个体chronotype的对齐情况）；使用可穿戴设备进行更精确的睡眠-觉醒模式评估；研究睡眠教育和行为干预在优化学生运动员睡眠健康中的作用。

这项研究为运动与睡眠科学这一新兴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学生运动员如何管理生物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研究发现表明，即使中等程度的昼夜节律失调也可能对学业表现产生影响，强调了在学术和运动规划中考虑生物节律的重要性。结构化的常规、机构支持和规律的训练计划可能作为保护因素，帮助学生运动员维持更好的睡眠对齐、学业表现和整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