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精神病治疗机构中自然与景观角色的历史变迁：基于居特斯洛诊所的案例研究

本文推荐研究人员针对精神病治疗机构中自然与景观角色的历史演变这一被忽视的主题，以德国居特斯洛精神病诊所（LWL-Klinik Gütersloh）为案例，通过科学文献、历史分析和档案材料，梳理了从1904年规划至今的诊所景观变迁，并识别出自然作为疗法、自然中工作、室内治疗、个体身体治疗及社区治疗五个重叠阶段。研究结合治疗范式、社会政治影响和环境心理健康理论演变，强调绿地在当前患者反馈中的持续价值，为将自然整合到未来精神病护理提供了历史见解和跨学科理解，对推动参与式方法和多功能设计以最大化自然治疗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自然与健康的关系始终交织在一起。从波斯帝国的疗愈花园，到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关于疾病与环境因素的论述，再到中世纪修道院花园对僧侣和患者的益处，自然被视为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自然在精神病护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它在精神病治疗机构中的具体作用——包括景观设计、利用方式及其治疗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演变，却鲜有关注。特别是在精神病医院这一特殊环境中，自然景观的角色变迁、其与治疗范式的关系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影响，仍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一个研究团队以德国居特斯洛的一家精神病诊所（LWL-Klinik Gütersloh）为案例，开展了一项深入的历史视角研究。这项研究不仅追溯了该诊所景观从1904年规划至今的转变，还探讨了其与治疗理念、社会政治因素以及环境心理健康理论发展的关系。研究成果发表在《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上，为理解自然在精神病机构中的角色提供了宝贵的跨学科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了个案研究法，结合文档分析和叙事性文献综述，对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进行了梳理。他们利用了诊所医学主任的论文、诊所历史编年史、德国精神病院历史分析、档案材料、公园维护手册、报纸文章以及与诊所管理层的沟通记录，同时进行了多次现场调查。通过“厚描述”方法，研究深入捕捉了社会现象的表层及深层文化背景，并以“治疗性景观”为理论框架，分析了诊所发展中的转变阶段及其与更大社会变迁的关系。

3.1. Previous history of psychiatric asylum landscapes

研究指出，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景观环境和花园的使用已被视为精神病院的重要部分。早期机构将乡村位置和花园视为 inherently therapeutic（固有治疗性的），而远程位置则被批评为将患者与社会隔离。这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示了自然在精神病护理中的双重角色：既是疗愈手段，也可能是隔离工具。

3.2. 1904-1914: Placing mentally ill people outside of cities and treatment in an idyllic landscape

在这一阶段，居特斯洛省立精神病院的选择和规划始于1904年，由Hermann Simon负责设计。诊所位于乡村环境，采用pavilion system（亭式系统），旨在通过农业工作疗法进行治疗。公园由Fritz Blank设计，患者参与建设，融合了garden city（花园城市）概念，强调功能性和自给自足。这反映了“自然作为疗法”的范式，其中自然环境和景观被视为促进康复的关键。

3.3. 1914-1918: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诊所被用作拘留中心和军事医院，改变了其初衷。同时，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和eugenics（优生学）思想蔓延，Simon的世界观也体现了生物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为后续黑暗时期埋下伏笔。

3.4. 1919-1932: The Gütersloh model of active treatment

战后，诊所正式开放，Simon推出了“active treatment”（积极治疗）模型，即工作疗法，患者参与农业、景观维护等工作。每个病房都有自己的花园，公园被扩展和维护。这标志着向“自然中工作”的转变，工作疗法成为治疗核心，但同时也带有经济动机。

3.5. 1933-1939: Eugenics and the dark side of psychiatry

纳粹掌权后，优生政策实施，强迫 sterilisation（绝育）和“不值得生命”的分类。工作疗法被扭曲为forced labour（强迫劳动），成为“ euthanasia”（安乐死）选择工具。自然景观的治疗角色被异化，凸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精神病治疗的负面影响。

3.6. 1939-1945: Second World War and “Euthanasia”

二战期间，诊所再次被用作战场医院，患者被驱逐和谋杀，自然与景观在治疗中的整合被严重破坏。工作成为生存选择标准，许多患者死于过度拥挤和资源匮乏。

3.7. 1946-1950: Post-war challenges

战后，诊所面临资源短缺和过度拥挤，绿地用于食物生产变得至关重要。尽管积极治疗的理论框架恢复，但实践主要以食物生产为目标，显示了战后恢复的艰难。

3.8. 1951-1960: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es

1950年代， pharmacotherapy（药物疗法）引入，减少了患者焦虑，促进了开放病房治疗。工作疗法转向occupational therapy（职业疗法），更注重创意活动而非产出。团体疗法引入，治疗重心从户外转向室内，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下降。

3.9. 1961-1970: Modernisation and psychotherapy

1960年代，诊所现代化，患者数量减少，治疗社区建立。 greenspaces（绿地）用于娱乐活动，如动物饲养，但果园被移除用于建设，体现了向工业化和室内治疗的转变。

3.10. 1971-1979: Psychiatry Enquete

1970年代，诊所重组，门诊护理扩展。药物疗法和个体 psychotherapy（心理治疗）兴起，治疗焦点转向个体身体，自然接触被忽视。1975年Psychiatry Enquete（精神病调查）报告呼吁社区护理，标志去机构化开始。

3.11. 1980-1998: De-institutionalisation begins

1980年代， Klaus D?rner 推动去机构化和去医院化，长期患者出院。工作疗法统一为整体概念，公园部分被列为历史地标。同时，环境健康关系研究复兴， theories like Biophilia（亲生命假说）、Stress Recovery Theory（压力恢复理论）和Therapeutic Landscapes（治疗性景观）被提出。

3.12. 1999-2009: Specialisation and community care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诊所专业化，社区护理扩展，床位数减少。新建筑功能化设计，绿地研究兴趣增长，Healing Gardens（疗愈花园）和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Design（循证医疗设计）等概念发展。

3.13. 2010- today: Re-development, rehabilitation, and psychosomatics

2010年至今，诊所重新发展，门诊患者增加，Recovery College（康复学院）建立。公园用于 horticultural therapy（园艺治疗）和休闲，但面临干旱挑战。自然健康研究加速， WHO（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绿地健康益处。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精神病诊所中景观的角色经历了五个重叠阶段的演变：从“自然作为疗法”到“自然中工作”，再到“室内治疗”、“个体身体治疗”和“社区治疗”。这些变化反映了治疗范式、社会政治和环境理论的互动。尽管自然景观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中期后下降，但当前患者反馈证实了绿地的持续价值。居特斯洛诊所的案例显示了自然在治疗中的保留作用，提供了避难和休闲空间。

讨论中，研究对比了澳大利亚类似案例，指出了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如纳粹时期的影响和战后恢复的延迟。自然景观的双重角色——疗愈与隔离——始终存在争议。 Pavilion system（亭式系统）的设计既增加了自由，也可能强化了 surveillance（监视）。研究警告，自然接触不应被普遍规定，而需考虑个体体验和系统问题。参与式方法和 multifunctionality（多功能性）被推荐，以满足 diverse患者需求。

重要意义在于，这项研究不仅提供了历史视角，还强调了自然在当代精神病护理中的潜在价值。通过合成历史见解和当前证据，它为未来整合自然到精神病护理提供了实践启示，支持了跨学科理解，并呼吁在气候 change（变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保护和发展治疗性景观。最终，研究突出了精神病学始终受时代精神影响，需批判性反思当代发展，以确保自然景观的治疗潜力被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