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疯狂运动：精神健康领域的认知抵抗（epistemic resistance）与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研究

本研究聚焦加泰罗尼亚“疯狂运动”（Mad Movement），旨在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构建其历史记忆档案。研究人员揭示了该运动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和互助，对抗精神医学领域的认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和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并促进反霸权能动性（counter-hegemonic agency）和认知友爱（epistemic fraternity）的形成。研究为精神健康领域的民主化和去医疗化提供了重要理论与实践路径。

　　

在精神健康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型长期将复杂的心理痛苦简化为大脑疾病或生活问题，这种生物医学文化不仅忽视了受影响个体的主体性，也边缘化了他们的社会与家庭网络。更严重的是，国家以治疗为名行使特殊权力，实施强制治疗等暴力实践，严重侵犯了被精神病学化人群的人权。诊断过程常被视为科学真理，却剥夺了主体对自身状态的解释权，使他们无法获得理解自身经验的诠释工具，从而形成了 testimonial epistemic injustice（证言性认知不公）和 hermeneutical injustice（诠释性认知不公）。这种不公通过医学化的机制，进一步削弱了集体诠释实践，损害了患者的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

在此背景下， politicized psychiatric patient groups（政治化的精神病患者团体）近年来不断增多，他们强调将生活经验和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作为构建治疗和幸福路径的驱动力。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疯狂运动”（Mad Movement）迅速增长，被视为对公共卫生系统未能提供答案的回应，同时也是争取解放、公民权利和生命旅程自主权的努力。该运动不仅试图寻找照顾和关注的心理健康策略，还旨在通过集体行动，恢复被医疗模型忽视的维度和链接。

为深入探究这一运动，研究人员开展了题为“构建疯狂运动斗争与社会需求历史记忆档案”的项目，该研究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方法，并置于 Mad Studies（疯狂研究）的框架内。通过与被精神病学化活动家的对话，研究旨在激活一种叙事，构建与转变精神健康领域霸权方法相关的集体传记，并谴责其过度行为。从收集的活动家叙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和认识到运动的影响和转变能力，以及它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和互助消除认知不公，生成反霸权能动性和认知友爱。

研究发表于《SSM - Mental Health》，旨在追踪加泰罗尼亚疯狂运动活动家识别的认知不公、认知压迫（epistemic oppression）和认知暴力的驱动因素和元素，同时重新评估当前运动的主要贡献和需求，并探讨其作为认知友爱（epistemic fraternity）的出现如何被理解。

为开展研究，团队采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方法，结合行动与研究两个渗透性强的认识论记录。研究基于 activist anthropology（行动主义人类学），与运动成员作为 collaborators（合作者）共同工作，共享行动目标。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项目通过36次深度对话和2次参与式讨论小组，与加泰罗尼亚四省的13个组织代表进行了交流。这些组织大多由被精神病学化的人领导和组成。对话内容被转录并返还参与者审核，研究人员进行初步分析，通过 emerging categories（涌现类别）进行编码，并在讨论小组中集体反思，促进知识的共同构建。所有参与均遵循自愿原则，并严格遵守数据保护和匿名伦理 guidelines（指南）。

研究结果部分分为四个主题，详细阐述了运动如何应对认知暴力、去医疗化心理经验、进入公共领域以及促进认知友爱。

在“纠正认知暴力：互助促进反霸权能动性”部分，研究表明诊断和精神医学化过程个体化了主观痛苦，加剧了被精神病学化人群的孤立和社会情感隔离。而疯狂运动则提供了相遇和“共同思考”的机会，探索生活经验在集体经验光下的意义。参与者表示，运动让他们摆脱了孤独感，并促进了自我价值的重估，如Miquel所说，参与运动使他更尊重和照顾自己。这种变化带来了赋能（empowerment），支持抵抗医疗权威，并要求参与治疗决策。运动通过互助过程，恢复了日常维度，重建了链接，并共同构建了关于心理健康、照顾和治疗的新意义。这种互助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如Miquel所言，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有助于其他类似处境的人。这体现了 Broncano（2020a）所提出的认知友爱，通过协作性认知实践，开发共同叙事和诠释资源，以理解自身经验并克服现有认知资源的限制。

在“其他表述：去医疗化异常心理经验，去治疗化生活”部分，运动将异常心理经验的医疗化和生活的治疗化视为医源性问题，源于将主观不适“生物化”并慢性化的医学模型。活动家认为，这些问题与关系、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或环境决定因素相关。运动不是治疗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尽管在恢复公民权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福祉。它使得重新主体化（re-subjectivation）成为可能，开发了认知资源和福祉。运动通过政治行动，挑战医疗-精神病学过程，如Ferran所述，活动使他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位置，为精神健康带来尊严。诊断被理解为与经历情境相关的事件，而非心理的静态现实，运动倡导生成条件和实践，促进被精神病学化人群对诊断的情境化使用，并质疑社会身份被类别及其关联用途所困的局面。这导致了对自身言说能力的认可，延伸至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被精神病学化的人成为护理策略生产和分析中必要的伙伴。

在“走向公共领域：社区中的交流和社会化”部分，运动寻求将反思、需求和批评带入公共领域。除了少数特定组织，运动大多营造开放空间，促进社会交流和与社区的合作。目标是通过公共活动，集体讨论和反思某些群体的异常心理经验。一些协会组织研讨会、文化、艺术、娱乐活动和其他类型活动，向公众开放，聚焦于建立超越诊断的相遇和参与空间，鼓励符号和文化生产，激活与被诊断心理困扰者之间的其他关系模型。目标是打破笼罩公共心理健康机构和空间的治疗逻辑，将辩论带入政治舞台。运动还致力于解构“概念紧身衣”（conceptual straitjacket），即诊断标签所施加的束缚，通过创造集体参与空间和条件，探索诊断和其他健康知识形式，以及学习心理困扰，这成为一种政治选择。

在“认知友爱：疯狂研究、公共政策与权利”部分，运动与公立大学合作开展研究，批判性反思研究实践在打破压迫和歧视方面的责任。大学作为知识生成机构，曾在认知不公的构建和辩护中扮演角色，而批判性研究则认可其他声音、视角和思维方式，促进关于这一现实的多样性和集体知识的共同构建。运动成员还参与地区心理健康计划和战略的智库，倡导同伴支持计划（peer-to-peer plans）、心理健康权利观察站或患者监察员等角色。他们质疑当前医疗体系中的实践，这些实践霸权性地剥夺了一手叙事和患者生命旅程的认知权威，而偏爱来自第三方视角的非个人知识。运动已成为被精神病学化患者福祉转变公共政策的推动者、设计者、教练、顾问和促进者。运动在权利和公共健康政策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带来了护理的真实变化，如将 firsthand experience（一手经验）作为论述和治疗制定的关键元素。尽管进步显著，但多数参与者认为仍面临许多挑战，因为医疗空间中继续发生人权侵犯，心理学科也施加巨大认知暴力，将精神病学生存者排除在主体概念之外，忽视他们在健康-疾病-护理过程中的参与。

研究讨论与结论部分强调，有异常心理经验的人因其负面刻板印象、非专业外行身份以及诊断类别对现实的总化，而认知和构建关于自身现实知识的能力受损。疯狂运动试图通过生成手段和机会发展批判意识，产生认知友爱，使人口心理福祉的健康过程恢复政治维度。运动提供对自身压迫状况的批判性反思，开启了对诊断的情境化使用可能，同时 reclaiming（要求）护理和关注的权利。它提供了探索其他知识形式的背景，以生成健康并学习异常心理经验。这些经验被政治化，以质疑“自然化”和社会建立的认知暴力现实。同时，运动鼓励同伴支持，开发生成新恢复和福祉路径的集体策略，重建链接，并阐述共享工具和意义。

运动开发了自有概念和类别，以命名和管理异常心理经验。重新获得命名管辖权无疑开启了一个认知战场。运动激活了诊断类别之外的多种观念，如疯狂、第一人称、精神病学生存者等，表明“对于许多被诊断有不同心理问题的人，所谓的疯狂通常不被视为一种结构条件，而是与暴力、创伤、情境相关的情境性紧急情况——一种片段性和波动性的 circumstance（情况）”。尽管“疯狂”运动的理念可能存在争议，但它也是一个统一的提案，追随了其他运动重新定义先前用作侮辱的概念的脚步。骄傲于疯狂与政治和认知抵抗有关，而非条件本身。因此，运动的最终目标并非让每个人都摆脱诊断，而是让他们有机会思考是否想要解放，以及有哪些其他理解自身的方式可用。目标是创造获取其他诠释工具的途径，以思考和挑战某种压迫模型，区分主体性、身份以及诊断所定义或使可能或不可能的内容；获得批判意识，远离，认识并认可自己 beyond nosology（超越疾病分类学）；能够决定诊断在何种程度上有用，在何种程度或生活维度上无用。因此，构建情境和情况成为必要，使得认识论概念手术的选项能够浮现，允许我们区分类别在症状学 provision（提供）或分类方面所指的内容，以及它作为可能身份所命名的内容。这是一种认识论解放，无疑将有助于身份、生活、身体和个人旅程的解放。人们在个体层面行动并使用抵抗策略，但它们在疯狂运动的集体实践中形成、结构化、激活和强化。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虽然包含了运动活动家的声音——经过选择以确保多样性和多元性——但未涉及其他视角，如非活动家的被精神病学化人群，这些已在本文引用的其他作者工作中包含。另一局限是缺乏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经验的比较分析。然而，团队目前正在进行由西班牙科技部资助的新研究，旨在描述和分析全国范围内的运动。

异常心理经验不仅与医疗问题相关，还与其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决定因素相关，这在当今尤为重要。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被开发用以说明社会宇宙和身体-自我融合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讨论应对心理困扰固有多维性的必要性，以拥抱其复杂性。为此，疯狂运动表明，不仅需要为有诊断心理困扰的人创造对话和共享构建意义及恢复旅程的条件，而且从根本上迫切需要开发认知友爱的情境和实践，使得批判意识的恢复成为可能，从而允许发展反霸权（counter-hegemony）。尽管如Fraser（2008）所言，承认斗争忽视或推后了其他基本轴线，如阶级斗争或再分配问题，但我们理解被承认更多是思考更平等社会的起点，而非目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