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前延误的决定因素:一项横断面研究
《Nurs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Unveil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rehospital Dela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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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09月30日
来源:Nurs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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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住院延迟是中国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对260例AMI患者进行分析,发现中位数延迟时间为4.67小时,66.92%的患者存在延迟。风险因素包括女性、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并发症、服药后症状缓解、缺乏健康意识、自行就诊、心理压力及医疗决策感知障碍;保护因素为疼痛程度和家属支持。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疼痛程度直接负向影响延迟时间,家属支持通过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决策障碍间接起作用,医疗决策感知障碍直接正向影响延迟时间。
本研究旨在了解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在就医前的延迟情况,分析影响就医前延迟的各类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对患者就医前延迟的综合影响。通过分析数据,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AMI患者存在就医前延迟,即66.92%。延迟时间的中位数为4.67小时,最短为30分钟,最长可达30小时。研究中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影响因素从强到弱依次为疼痛程度(负向影响)、医疗决策感知障碍(正向影响)、心理困扰(正向影响)和家庭支持(负向影响)。研究还明确了影响就医前延迟的风险因素,包括女性、家庭月收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并发症、服药后症状缓解、缺乏健康意识、独自就医、心理困扰以及医疗决策感知障碍;而保护因素则包括疼痛程度和家庭支持。
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选取了2023年2月至6月期间,在吉林延吉市某三甲医院心内科住院的260名AMI患者作为样本。研究通过连续抽样法收集数据,同时考虑到问卷缺失或无效的情况,将样本量扩大20%。研究中使用的工具包括一般资料问卷、疼痛程度量表、家庭支持量表、心理困扰量表以及中文版的医疗决策感知障碍量表。研究使用IBM SPSS 28.0和AMOS 28.0进行数据处理,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以及模型构建。
从研究结果来看,疼痛程度是保护因素,家庭支持同样具有保护作用,而心理困扰和医疗决策感知障碍则是风险因素。此外,女性、家庭月收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并发症、服药后症状缓解、缺乏健康意识、独自就医等因素均显著增加了就医前延迟的风险。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AMI患者就医前延迟的现状,也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疼痛程度与就医前延迟时间呈负相关,家庭支持与就医前延迟时间也呈负相关,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心理困扰和医疗决策感知障碍间接实现的。而心理困扰和医疗决策感知障碍则与就医前延迟时间呈正相关。这表明,疼痛程度越强,患者越容易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从而加快就医时间;而医疗决策感知障碍则会导致患者对病情的判断出现偏差,进而延迟就医行为。心理困扰同样会削弱患者对病情的判断力,使他们更难做出及时的医疗决策。
在风险因素方面,女性患者表现出更高的就医前延迟率,这可能与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有关,如担心影响家庭成员的生活或不愿打扰他人,从而延迟就医。家庭月收入较低的患者更倾向于认为医疗费用高昂,导致就医前延迟。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对疾病缺乏足够的认知,无法准确判断病情,这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不及时就医。并发症的存在会增加患者的病情复杂性,使其对症状的识别和应对能力下降,从而延迟就医。服药后症状缓解的患者可能误以为自己的病情已经好转,从而推迟就医。缺乏健康意识的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可能不会将症状视为紧急情况,影响就医时间。独自就医的患者在面对突发症状时缺乏支持,容易产生犹豫,导致就医延迟。
在保护因素方面,疼痛程度较高的患者更容易及时就医,因为疼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家庭支持则在多个方面对就医前延迟起到保护作用,包括提供情感支持、信息反馈和实际帮助。家庭支持较强的患者更可能在患病后寻求及时的医疗帮助,而家庭支持较弱的患者则可能因缺乏支持而延误就医。
研究还探讨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疼痛程度较高可能增强家庭支持的作用,而心理困扰则可能削弱家庭支持的保护效果。此外,医疗决策感知障碍不仅直接影响就医前延迟,还可能通过心理困扰间接影响就医行为。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表明,影响就医前延迟的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研究中提到的结构方程模型为分析这些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持。该模型通过分析疼痛程度、家庭支持、心理困扰和医疗决策感知障碍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就医前延迟。这种模型有助于理解影响就医前延迟的机制,并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指导。例如,提高患者的疼痛感知能力、增强家庭支持、减少心理困扰以及改善医疗决策能力,都是减少就医前延迟的有效途径。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选择方法可能不够全面,仅限于延吉市某三甲医院的患者,无法代表更广泛的人群。此外,由于研究是横断面设计,无法提供因果关系的明确证据,未来可以考虑开展纵向研究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最后,研究依赖于患者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首先,优化就医前的诊断和治疗机制,例如利用远程医疗平台实现快速诊断和及时转诊,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使患者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适当的治疗。其次,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AMI症状的认识,特别是在高风险人群中推广健康教育,帮助他们及时识别症状并采取行动。同时,应鼓励家庭成员参与患者的健康管理,通过家庭支持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他们对病情的应对能力。此外,研究还建议针对心理困扰和医疗决策障碍的患者提供心理干预和决策支持,以减少就医前的延迟。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中国AMI患者就医前延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改善患者的就医行为和减少就医前延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就医前延迟情况,并结合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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