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物种的国家保护需求：揭示IUCN红色名录的评估局限性与保护启示

本综述通过对比中国与IUCN红色名录对2598种脊椎动物的评估差异，揭示IUCN名录因全球尺度评估而显著低估跨界物种（Transboundary Species）的国家级灭绝风险（如国家名录中跨界物种受威胁比例达20%，而IUCN仅10%），强调发展中国家需加强国家红色名录建设及跨境合作（如种群监测与保护实践），以弥补全球评估的局限性。

　　

Highlight

跨界物种在国家红色名录中的受威胁比例（20%）显著高于IUCN红色名录（10%），而特有种差异较小（国家名录43% vs. IUCN 37%）。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等研究不足类群的评估差异尤为突出。

Introduction

IUCN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基于物种种群规模、分布和威胁变化评估全球灭绝风险（Mace et al., 2008）。尽管其指导了全球两栖动物（Luedtke et al., 2023）、鸟类（Lees et al., 2022）等的评估，但国家层面的保护行动常因政治边界而优先国内种群（G?rdenfors, 2001），导致IUCN名录可能低估特定国家的保护需求。例如，全球“易危”（Vulnerable）的儒艮（Dugong dugon）在中国已功能性灭绝（Lin et al., 2022），棕熊（Ursus arctos）在蒙古和巴基斯坦被列为“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国家红色名录（如中国、巴西）虽采用IUCN标准，但因数据源和专家判断差异，与全球评估存在不一致（Brito et al., 2010）。特有种（如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通常评估一致，而跨界物种（如中国将全球“无危”的驼鹿Alces alces列为“极危”）则呈现显著差异。全球54%的陆生脊椎动物为跨界物种（Mason et al., 2020），其种群动态依赖跨境迁移（如高黎白眉长臂猿Nomascus nasutus），但政治边界阻碍了准确评估（Thornton and Branch, 2019）。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其红色名录为研究国家与全球评估差异提供了理想案例。

Methods

中国于2015和2020年依据IUCN标准（版本3.1）和《应用指南》（IUCN, 2012b）编制《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由485位专家基于文献、标本和分布数据评估物种。我们比较了2598种脊椎动物的IUCN（2023年版本）和中国名录等级，将“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濒危”（Endangered）和“易危”（Vulnerable）归类为受威胁物种，并使用卡方检验分析差异。物种按分布类型（特有种/跨界物种）和类群（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分组。

Results

国家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物种比例（25%）显著高于IUCN名录（16%；χ² = 62.5, df = 1, p < 0.001）。爬行动物（国家名录36% vs. IUCN 17%）和哺乳动物差异最大（图1b）。跨界物种在国家名录中受威胁比例（20%）是IUCN名录（10%）的两倍，而特有种差异较小（国家名录43% vs. IUCN 37%）（图2a）。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跨界物种评估差异最高（图2b）。

Discussion

国家与全球红色名录的协调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Schmeller et al., 2014）。本研究表明，IUCN名录因全球数据聚合而低估了跨界物种的国家级灭绝风险，尤其在数据缺乏的类群（如爬行动物）中差异显著。发展中国家需加强国家名录建设（如依据IUCN标准），并推动跨境合作（如种群监测和联合保护），以应对跨界物种的保护挑战。

Conclusion

脊椎动物在国家红色名录中的灭绝风险更高，主因跨界物种的评估差异。全球评估可能掩盖国家尺度危机，凸显国家名录对数据缺乏类群的关键价值。我们呼吁加强跨境合作与研究，确保跨界物种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