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离院照料青年住房干预效果评估：混合型实施-效果研究与倾向评分匹配分析

本研究针对离院照料青年(care leavers)面临的无家可归高风险问题，采用混合型I类实施-效果研究设计，通过倾向评分方法评估"州长青年倡议(PYI)"住房支持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该干预对整体 homelessness outcomes 无显著影响(ATT接近零)，但存在族群异质性——原住民参与者结局更差，而有庇护所经历者可能获益。研究揭示了过渡期规划不足等实施障碍，为优化离院支持政策提供了重要证据。

　　

在澳大利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离开out-of-home care(OOHC, 院外照料)体系的青年正面临着一场无声的危机。这些被称为care leavers(离院照料青年)的年轻人，在年满18岁法定离院年龄后，往往被推入一个缺乏足够支持的陌生世界。研究表明，他们遭遇无家可归、失业、教育中断和心理困扰的风险远高于普通同龄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统计数据显示离院照料青年使用 Specialist Homelessness Services(SHS, 专业无家可归服务)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群的9-10倍，且在18岁时达到峰值21%。

尽管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但现有的支持干预措施效果却令人失望。近期系统评价显示，针对care leavers的过渡支持项目在严格评估中仅表现出微弱或无效的干预效果。这种证据空白在澳大利亚背景下尤为明显，因为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集中在美国，缺乏本地化的高质量证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南威尔士州社区与司法部(DCJ)于2017年推出了Premier's Youth Initiative(PYI, 州长青年倡议)——一项旨在为离院照料青年提供住宿和支持的综合干预项目。

这项发表在《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混合型I类实施-效果研究设计(hybrid type-1 implementation-effectiveness study)，旨在同时评估PYI干预的实施过程和实际效果。研究人员通过链接儿童福利和无家可归服务系统的行政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295名PYI参与者和匹配对照组的观察性数据集。

研究采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倾向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处理选择偏倚，包括最近邻匹配和全匹配两种方法；其次通过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明确因果假设并确定最小调整集；使用g-computation进行因果效应估计；同时通过焦点小组讨论和访谈收集质性数据，采用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CFIR)分析实施障碍和促进因素。研究队列来自新南威尔士州十个行政区的离院照料青年，数据来源于ChildStory儿童保护系统和Cli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CIMS)无家可归服务系统。

研究结果呈现出复杂的图景。在有效性方面，整体评估显示PYI未能显著改善任何无家可归相关结局。具体表现在十项测量指标上，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估计值均接近零，置信区间包含无效值。例如，在18岁生日时正处于SHS服务期的风险差异为-0.02(95%CI: -0.068, 0.019)，19岁生日时为0.013(95%CI: -0.032, 0.055)，均无统计学意义。

然而，亚组分析揭示了重要的异质性效应。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 Islander参与者经历了显著更差的结局，在四项指标上显示出与non-Aboriginal同伴之间的显著差异。特别是在18岁生日时处于SHS服务期的风险差异方面，原住民组显示风险增加(CATT: 0.068)，而非原住民组风险降低(CATT: -0.057)，两组差异达-0.125(p=0.001)。这意味着每15名接受PYI的原住民青年中，就有1人额外经历了在18岁生日时无家可归的负面结局。

另一方面，有先前无家可归经历的参与者(即在16-18岁期间曾使用SHS服务)可能从干预中获益更多。虽然全匹配估计值不够精确，但最近邻匹配结果显示，这组人群在七项结局指标上表现出显著改善，包括减少SHS服务期天数(CATT: -34.535天)和降低新发或持续无家可归风险(CATT: -0.173)。

实施分析揭示了尽管PYI受到参与者高度认可，但仍面临重大系统级障碍。质性研究发现，干预可接受性主要建立在与工作人员的关系、支持有效性、服务适当性和同伴关系四个领域。然而，离院规划不足严重挤占了核心干预内容的实施，提供者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帮助青年获取基本证件和福利资格，而非专注于技能培养和目标达成。此外，私人租赁市场的限制、地区就业机会缺乏以及操作定义不明确等问题都影响了干预的有效实施。

研究结论表明，像PYI这样的过渡支持项目可能需要更早启动、提供更强度的支持，或更精确地针对最脆弱的care leavers群体。特别是对于原住民青年，需要开发文化适宜的支持模式以应对其面临的额外挑战。同时，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一参与者在离院前已有庇护所使用经历，提示预防性干预需要提前至青年仍在照料体系中时。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澳大利亚首个针对care leavers支持干预的因果效应证据，填补了本土研究空白。方法学上，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严谨的观察性研究设计(包括DAG应用和多种敏感性分析)来逼近因果推断，为类似政策评估提供了范本。实践方面，研究结果直接影响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政策发展——该州已扩展了对离院照料青年的支持范围，直至21岁均可获得经济援助或住宿支持。

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性：结果测量仅依赖于行政数据中的SHS使用情况，可能低估了隐性无家可归(如 couch surfing)的真实发生率；观察期仅限于18-19岁这一较短时间窗口；无法识别和排除对照组中因健康原因不符合独立生活资格的个体，可能造成偏倚。

未来研究需要延长随访时间以捕捉长期效应，整合更多维度的 outcome measures(如就业、教育、司法接触等)，并深入探索如何为不同亚群(特别是原住民青年和有复杂需求者)量身定制支持服务。通过行政数据链接进行预测建模以早期识别高风险个体，也可能是优化有限资源分配的有前景的方向。

最终，这项研究提醒我们，支持care leavers成功过渡到成年期需要系统级变革而不仅仅是孤立干预。只有通过跨部门合作、早期识别、文化响应的服务以及持续的政策承诺，才能真正解决这一群体面临的多重劣势，帮助他们建立稳定、有希望的未来。